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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品的高下，不在作品的主題和題材，而在於究竟把自己放了多少到作品中去，可見這種愛從主觀上說，乃是藝術創作的最深厚的根源。

前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深刻指出：“當一個孩子認為，壞了一個輪子的玩具汽車像受傷的小鳥一樣感到痛苦的時候，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一種同情心，是產生良知和詩意的土壤。”《教育的藝術》第19頁。良知是善，詩意是美，兩者都來自擴大的同情。所以他十分重視在教育的物件身上培養“對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憐憫心”，他認為“他們的道德和對人們的態度往往取決於他們小時候對飛鳥、花草、樹木的態度”。《給兒子的信》第43頁。所以他特別強調使教育的物件關心、熱愛花草樹木和鳥獸以及魚缸中的魚兒，以便磨鍊他們的真摯的同情心。他指出：“薄情會產生冷漠，冷漠會產生自私自利，而且自私自利則是殘酷無情之源。為了防止薄情的滋生”，必須“培養孩子們要學會真誠地關懷、惦念、憐惜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的東西——樹木、花草、禽鳥、動物。如果一個孩子會深切地關心在隆冬嚴寒中無處棲身的小山雀並設法去保護它免遭災難，能想到保護小樹過冬，那麼這個孩子待人也絕不會冷酷無情”。《帕夫雷什中學》第193頁。他又說，如果“孩子們移栽並澆灌幼小嫩弱植物，保護它們免受嚴寒襲擊，為它們的生命憂心忡忡”，“如果兒童親手培育過，並且用自己撥出的微熱溫暖過嬌嫩的小植物，如果他曾時刻把這棵植物的命運掛在心上，併為它坐立不安，感受過痛苦，如果他為了使那棵孱弱纖細的、毫無抵抗能力的幼苗成長為粗壯挺拔的大樹而操過心，那他就會成為善良、真誠、熱忱和富於同情心的人。”反之，“如果你對這些生物冷漠無情乃至殘忍相待，任意折樹枝、摘生果，那就說明你是一個心地不善的人。”同③第76—77頁。蘇霍姆林斯基的這些意見，我國古代詩人和哲人早就注意到了。杜甫的兩句詩：“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捲起門簾讓燕子自由出入，不要放任兒童傷害慈愛的烏鴉。）不就是這種態度嗎？熊十力說：“學校之教與個人自修，當於培養惻隱之同情注意，不待言已，……聖人立教，方春不折，《禮記》曰，伐一草一木，不以其時非孝也，云云，純是培養同情，用意深遠矣。周叔茂：窗前草不除……，美哉言乎。”“若有人焉，於春季伐草木是不仁也，不仁者不足列於人類，辱其親矣。”《*篇》龍門聯合書局1959年版第39頁。這話與蘇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這些話表明，善與美不可分，愛美必然向善；還有，愛人與愛物不可分，有仁愛之心的人，不僅愛人，也會愛物，不但推己及人，而且能推己及物，這是愛的深化和擴大，兩者完全是統一的，只有達到愛物的程度才能真誠地、深刻地愛人。古人所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把民與物相提並論是有深意的。《紅樓夢》裡黛玉葬花是愛美與向善的一個最生動的例證。請看小說裡的描寫：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岸下一塊石頭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花掃起來，倒在那水裡去吧，我才倒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倒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寶玉、黛玉對花瓣這樣痛惜，這樣體貼入微，表現了他們既是美的維護者，也是善的追求者，兩者都出自愛。依常理度之，他們這種舉動實在“痴”得可以，但這是愛得發“痴”，是愛到變態的程度。而正是這種“痴態”才充分展示了他們內心深處所蘊含的愛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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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1）

前面已講過一些這種渾然與萬物同體或泛神愛的境界是不自知或不自覺的，渾然即非自覺的、物我兩忘狀態。“初無捨己為人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其愛人愛物是性之所至，自然而然，不得不然，並非有意為之。一旦意識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