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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問題。我們認為藝術創作可以有目的，也可以沒有目的。這不能強求或強加，應該承認，感情的抒發或表達本身就是目的。《世說新語》中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任性放達，這是魏晉文人的“通病”。王子猷這種行為在一般人看來不免怪誕或變態，但在這怪誕或變態的後邊卻又大有深意在：它符合情感活動的規律，情感是自由的，不受實用目的的拘束和限制。它不喜歡循規蹈矩，它常常是在怪誕或變態形式中抒發或表達的。朋友可以造訪也可以不造訪，想造訪就造訪，不想造訪就不造訪，對情感來說，充滿希望的旅程勝於抵達目的地，旅程就是甚至高於目的地。梁啟超提倡一種“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知不可而為”就是做事不管有無效果、效益都要熱心去做；“為而不有”則更進一步，那便是“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也可說是勞動的藝術化，生活的藝術化”，這就是“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從而獲得創造的自由。詳見《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321—322頁。如果與遊戲比較，這意思就更清楚。我們知道，遊戲就是為遊戲而遊戲，遊戲沒有另外的目的，否則就不成其為遊戲了。人類從事遊戲正體現了一個人對自身精力具有支配的自由權（不為實用）。難怪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古詩說：“想到空靈筆有神，每從遊戲得天真。”（張問陶）也是這個意思。而藝術創作從心理學觀點看就是遊戲，遊戲也正是創造。康德認為就是科學活動也是遊戲：“關於科學，可以說，它實際上無非就是遊戲。這是一種嚴肅的遊戲，拿大自然的事實做遊戲，與其他一切遊戲不同的是，這種遊戲樂趣無窮。”《康德思想今論》載《哲學譯叢》1981年第5期。可見，真正的創作是無所謂目的的，這樣創作才是自由的，而愈是這樣，創作的效果就愈好。王國維在論元曲時指出：“蓋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做戲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致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入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王國維戲曲論集》第105頁。這是無目的創作的一個好例。這個問題，別林斯基也曾屢次談到。他指出：“詩歌在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詩的形象對於詩人不是什麼外在的、或者第二義的東西，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96頁。在談到果戈理的幽默時他說得更具體：“這幽默是平靜的，也許這樣就更容易達到目的。我得順便指出，這裡便是這一類作品的真正的道德性所在。作者在這裡不插入任何箴言，任何教訓；他只是像實際那樣描寫事物，它們究竟怎樣，他管不著，他不抱任何目的地去描寫他們，只為了享受描寫時的愉快。繼《智慧的痛苦》之後，我不知道有任何一部用俄文寫成的作品，能像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那樣具有純潔的道德性，對世道人心發生強烈而有益的影響。啊，在這樣的道德性前面，我是隨時準備屈膝下跪的！……作品中的道德性，應該表現在作者對於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目的毫無奢求這一點上面。事實比空談更為響亮，忠實地描寫精神的醜惡，比一切攻擊它的話要有力得多。然而，不要忘記：這樣的描寫，只有當它是無目的的時候，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才是忠實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195—196頁。對於這個問題，郭沫若也寫過一段很好的意見：“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支曲子，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情感的自然流露；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應該說沒有所謂目的。”《文藝論集》第87—88頁。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5　自由與目的（2）

情感活動的這種非目的性，在對兒童進行識記實驗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證明。蘇聯心理學家曾經用歸類方法作為識記圖片的手段對兒童進行識記實驗。實驗結果表明，這樣做會給被試者造成極大困難。“因為作為認識活動的歸類方法本身就需要他們的緊張的智力積極性，特意的內心努力。因此，歸類方法完全吸引了被試者的注意，排斥和抑制了記憶任務。如果在被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