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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一方，原因就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從東晉起，佛學的理論即與玄學開始合拍，這種宗教與上層士大夫的玄學興趣十分適應，因而深受豪門士族歡迎。同時當時佛教又大力宣場因果報應、勸人隱忍的教義，用作統治老百姓的工具再好不過，因而上層建築的成員不管信不信仰卻都提倡這種宗教在民間廣為流傳。蕭衍崇佛最初正是基於此種考慮，為此，他在即位的第三年即正式宣佈舍道歸佛，親制《舍道事佛文》發願信奉佛教，並鼓動和要求王公貴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幾乎把佛教抬高到國教的地位。但同樣是出於更好維護統制的需要，蕭衍在祟佛的同時並未對本土的道教採取打壓政策，對儒學也依然發揮其在治理國家中的主導作用，他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希望三方的信眾相安無事，互幫互促，共同維護國家的安定穩定。只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想在這三者之間和稀泥並非易事，非常人所能辦到，但蕭衍還真就做到了，他敏銳地抓住了問題的關鍵，認為要調和三方矛盾必須解決思想根源上的不統一現象，於是，三教同源說橫空出世，佛教、道教和儒學原本就吉詳如意的一家。

蕭衍獨創的三教同源說，其核心是儒教和道教同源於佛教。他認為，據他考證，老子、周公、孔子確實是佛祖釋迎牟尼的弟子，釋迎牟尼和老子、孔子是師生關係。他在三教同源說中把佛教比作黑夜裡的月亮，把儒教、道教比作眾星，彼此既有高下區別，又互相烘托，交相輝映。蕭衍宣揚，儒、道之所以低於佛，是因為只能求世間的善，佛之所以高於儒、道，是因為能使人成為出世間的聖人。三教同源說以佛為主，把三者結合起來，在理論上互相貫通，在實踐上互相補充，如此三者合用，對統治的穩固是極為有利的，所以，蕭衍有時又把釋巡牟尼、老子、孔子同稱為“三聖”。這套由蕭衍獨創的理論沒有任何史實依據，當時有真才實學者未必都認同這種師生和同班同學的說法，但蕭衍以身為皇帝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上身為大學者的權威學術地位，親自著書立說推廣這種理論，那影響是相當大的，隨著梁王朝政權的穩固，這種理論也逐為士、民所接受。但三教同源說必竟是靠蕭衍的威權來維繫的，是以加強和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為目的的，並未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論工程，因此，當蕭衍亡故後，這種說法也煙消雲散了。

第五章 大興佛學

蕭衍推崇佛教雖然是以維護統治為主要目的，但他的確真心對佛學的理論、教義感興趣，早年當文學青年時，他博覽群書，所學龐雜，對佛教經書也有涉獵，稱帝后則對佛學愈加痴迷，他精心研究佛教理論，親自撰寫心得體會，向天下宣揚佛法，計有《制旨大涅槃經講疏》一百零一卷、《大品註解》五十卷、《三慧經講疏》、《淨名經義記》、《制旨大集經講疏》十六卷，《發般若經題論義並問答》十二卷等。他禮遇僧尼，極力獎勵佛教義學，建立大型佛寺，盛造佛像，熱心佛教教理的研究。他還時常親自升座說法，聽講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約萬餘人，世人稱其為“皇帝菩薩”。在他親歷親為的帶動下，梁王朝的佛教事業達到頂峰，全國民眾都興奮起來，爭先恐後地跑去當和尚和尼姑，狂熱的勁頭一點都不輸給現在報考公務員，梁王朝大地呈現出“一人為僧，全家光榮”的火熱場面，據統計，梁武帝在位48年間，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僧尼增加了五萬多人，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時期，這種崇佛盛況放在全世界也只有印度的阿育王可以之遙相輝映，相互媲美。

蕭衍對佛教事業的熱愛還表現在他親自參與對佛教的本土化改造上，這種改造的後果不同於他的“三教同源說”，而是影響極其深遠，直到今天仍在漢傳佛教界大行其道。其一，吃素。素食並非源自佛教，素食之風在佛教傳入中土之前就已經是上流社會的流行事物，士大夫受老莊的清淨無為玄學思想的影響，隱逸文人則崇尚自然，追求返樸歸真，大家一致認為吃肉使人氣濁，吃素使人氣清。這些人一帶頭，普通百姓就跟風，正好一般民眾也沒那麼多肉吃，素食就成了成本最低的追求時尚方法，就象現代流行的一種斷食減肥法一樣。而在梁王朝之前，佛教戒律中並無禁止吃肉的規定，禁止的是吃“葷”，請注意，此“葷”並非指現在的大魚大肉這樣的所謂“葷菜”，而是指“大蒜、苔蔥、慈蔥、蘭蔥、興渠”這五種東西，這五樣拿到哪裡都是五種蔬菜，而當時佛教界認為吃了這五樣大氣味的東西，耗散人氣，有損精誠，難以通於神明，所以禁食，而我們現在魚、肉之類的所謂“葷菜”，佛教則稱之為“腥”。對於“腥”這樣的東西，早期的佛教徒（主要是信仰小乘佛教）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