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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輕鬆，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並且不分朋友們社會地位的貴賤。人們喜愛他，是因為他不擺架子，但卻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緊張的神經，必須透過約束自己的辦法來防止觸犯他。

他那略微粗魯的聲音，有時帶著憂鬱，有時帶著諷刺的語調，而且無論談到什麼題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評論。他精通五種語言深的研究，為古希臘知識最淵博的學者。哲學上動搖於唯物，在談話時往往非常自在地從一種語言變換成另一種語言。當他提出一種反對意見的時候，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從他列舉的論據中，可以看出他學識淵博、訊息靈通，而且意見非常新穎。顯然，他並不在乎會衝撞別人。有時他會帶著閃亮的眼神，說出一些粗暴的話來，顯然是想“敲打一下資產階級”，並且為這些話的效果感到高興。

那些透過訪問或信件尋求開導的矇昧的人將會受到歡迎；但對於那些來擺架子、吹牛皮的自負的人，或者來奉迎拍馬的人，在客氣地、但卻堅決地請他滾蛋之前，總要當場訓斥他一頓。

當他四十歲到五十八歲在巴黎生活期間，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是一個能夠為所欲為的非常有錢的人。但是，他卻幾乎從不參與這座都會的輕浮生活。青年時代，他曾把這座城市描繪成“一個淫樂的海洋，在那裡，放蕩和情慾的風暴折斷的難船殘骸，比狂暴的鹹水大海歷來所摧毀的船隻還要多；那裡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帶著厭惡的心情扭頭走開。”隨著年代的消逝，他改變了年輕時對巴黎的意見；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始終討厭那種非常有害於社會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則是在任何社會階層都可能由於懶惰、不負責任、不道德和貪圖色情樂趣而發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種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業生活中的欺詐，以及任何用譁眾取寵的庸俗手腕，對他來說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謙虛的人，他不時地參加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們的友好聚會，但他卻避免出頭露面，並且從內心裡厭惡社會活動。

在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裡，很多人為著各種不同的使命來找他。這些拜訪有時使他高興，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那些無益的訪問或打攪，使他感到厭煩。他在那裡舉行過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從瑞典和俄國來的親屬，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來自歐洲各個角落、有著不同國籍的公司頭頭和商界相識。包括從倫敦來的亨利·德莫森索爾、阿迪爾工廠的經理喬治·麥克羅伯特和倫德霍爾姆以及從漢堡來的古斯塔夫·奧弗施拉格在內的一些人，曾經品嚐到這位單身漢的家庭中所充滿著的那種文化與歡樂的氣氛，盡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說過：這位主人自己“非常節儉，但待客殷勤，對餐桌上的豐餚美酒感到巨大的驕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簡樸，而對客人的招待卻很周到；從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開支帳簿上，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阿爾弗裡德·諾貝爾一生堅持規定的飲食，既不抽菸，也不喝酒，並且不玩牌或賭錢。他什麼樂器都不會玩，也從不跳舞。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他對音樂沒有欣賞興趣。然而，他卻是一位最能體諒人的主人，對待男客，他訊息靈通、照顧周到；對待女客，則彬彬有禮、殷勤相待，並且總要為光臨的每位女賓準備一份禮物或一朵鮮花。

他在斯德哥爾摩老家的親屬和他們的孩子，每逢聖誕節、結婚紀念日和生日，不管當時他在那裡，他總要給他們寄一份漂亮的禮物，加上一封表達他深切思鄉之情的信件，特別是當他媽媽在世時的聖誕節期間，情況更是這樣。

在他心情良好、孤獨感全然消失的時候，他就會成為談笑風生的主角。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與他在巴黎和別地相處的某些同代人，曾這樣描述過他：“他講故事的時候，總用那種有趣的哲學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聽眾神魂顛倒，興高采烈。”

但也有著另外的一個諾貝爾，即被逆境傷害和多病折磨的諾貝爾；他曾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無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於世。”

他經常患心絞痛，呼吸困難，頭痛嚴重，然後就引起反覆無常、坐立不安和嚴厲尖刻等現象。有時感到無家可歸。他就消失幾天或幾周，誰也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當病魔打擊過去後，如果他不是帶著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爾、漢堡或者維也納，就會很快看到他戴著一副墨鏡，頭上纏著一塊壓定布，充滿了憂鬱和厭惡自己與生活的情緒，回到他那座實驗室禁地。他沒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費倫巴克，就會聽到他那些最奇異的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