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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採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前，導演和製片人都說，楊小姐你一定要問問他萊溫斯基的事情。這讓我有些為難，即使是一位離任的總統也應得到尊重，怎麼去問人家這種難堪的問題？後來我瞭解到克林頓離任以後建立了克林頓圖書館，並在圖書館裡設立展廳，展示了萊溫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問他說：“通常總統們在自己的圖書館裡都會佈置那些讓自己感到非常驕傲的歷史，您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一個展示呢？”克林頓不愧是有涵養的政治家，他直面這個問題，談及他意在告訴後人美國黨派之爭的惡性發展。我又問道：“您在自傳裡說過，在萊溫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過著雙重生活，什麼時候您才從這種痛苦中解脫的呢？”他說：“當我跟我的妻子陳述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對大陪審團了。因為我從小生活在一個父母離異、充滿暴力的家庭裡，我覺得別人不會理解我，我只有自己來處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煩，所以我一開始拒絕任何人進入我的空間。但是我最終決定把真相告訴我的妻子，我突然覺得我的痛苦解脫了，可以面對任何人了。”

我覺得采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一個從未見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人家憑什麼要告訴你呢？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並不知道你中間會遇到什麼河流，什麼溝壑，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眼前開闊。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問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特·　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當我們回首歷史，我們要問‘為什麼’，當我們面向未來，我們要問‘為什麼不’。”生命有無數的可能性，你的夢想還在沉睡，為什麼不把它喚醒？

你真的那麼有遠見嗎？（1）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　基辛格博士曾說過：“真正的遠見就是透過迷亂的現實看到未來世界的模樣。”他說這話的時候是2002　年的春天，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那幅著名的鐵畫《迎客松》前，他再次駐足。1972　年，周恩來總理就在這裡歡迎尼克松總統。曾在這幅畫前合影的、撥開冷戰的冰霜、回暖中美關係的核心政治人物大多已經凋零，此刻他是否會感到一絲孤獨和惆悵？

基辛格博士不是一位好的訪談嘉賓。他毫無表情、語速緩慢、聲音低沉、口音模糊，讓我擔心在他的“催眠”下，觀眾會不會睡著？當然不會。因為他所代表的歷史太重要了。1971　年，48　歲的他風華正茂，躊躇滿志。作為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與尼克松總統謀劃了遠交中國、制衡蘇聯的戰略。他藉口腹瀉，躲開隨行記者的視線，從巴基斯坦秘密飛往北京，履行特殊使命。廣袤而神秘的土地、傳奇而神秘的領袖、儒雅而智慧的總理，都讓這位外交官充滿開創歷史的興奮與緊張。

2011　年2　月，我在北京採訪了即將卸任的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媒體紛紛預測這位前猶他州州長很有可能是回國為2012　年的總統競選做準備。採訪中他向我說起了一個故事：1971　年，他當時只有11　歲，因其父擔任尼克松總統的特別助理而有機會到白宮去參觀。這一天他看到基辛格博士正拎著一個公文包向門口的轎車走去。洪博培主動幫博士拎包，還隨口問了一句：“您這是去哪兒啊？”基辛格輕描淡寫地回答道：“去中國。”而這正是當時美國最大的國家機密！當然小男孩完全不知這個資訊的重大歷史意義和新聞價值。在當時的情形下，就算他告訴了別人，也沒人會相信。我問大使對比當年，現在對外交官的要求有何不同？他說：“大概是溝通吧。當年政治家們可以關起門來進行秘密外交，今天領導人還沒見面就要向媒體說明自己要談判的內容。與公眾的溝通意識和能力至關重要。”如果放在今天，那個小男孩很有可能把基辛格的回答掛到微博上！

而在當年，中國領導人雖已有重啟中美關係的想法，卻苦於沒有有效的溝通渠道。毛澤東主席在國慶二十週年時邀請美國記者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就是在向美國釋放緩和的資訊。不過美國人並沒有讀懂這一層深意。“我們不像中國人那樣善於用隱晦的方法婉轉地表達，也不善於從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