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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勢地使人知識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勝過知識。如果上帝只‘認識’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開。”

初入牢房時，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運；現在，透過條理化，他認識到，是命運拯救了他。據漢夫斯坦格爾稱（他已回到巴伐利亞）那年１月間，列寧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確立了自己和德國的命運。列寧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對漢夫斯坦格爾說，歷史正在重複自己。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與他相比）聽到俄國皇后伊麗莎白之死的訊息時，也是歡天喜地的。他說，“一切都是金色的陽光的時刻到了。”

蘇聯將屈服，共產主義的整個結構都將崩潰。

不到１０個星期，希特勒便從絕望的深淵中站立起來。他深信自己將成為德國的領袖，長時間地在考慮國家的經濟問題，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對弗蘭克說過）一條讓許多失業工人就業的妙計：建立公路網，使全國更加緊密地聯成一體；大規模生產小型經濟汽車，讓小人物也有能力購買。２月１２日，當他和同伴們一起被押出牢門轉至慕尼黑拘留所時，無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他都作好了受審的準備。審判將於４天后開始，它將決定希特勒之未來。

那時，曾預言此次起義必將失敗的埃伯汀太太，剛好也在慕尼黑寫一起占星文章，他為希特勒作了新的預言：他的慘敗不會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將成為一隻鳳凰而飛起。“近日的事件，不單為希特勒此次運動帶來內在力量，也會帶來外在的力量。它將給予世界歷史的鐘擺以巨大的推動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話，至少在全德國都在注視慕尼黑，因為對希特勒、魯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變罪行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了個人命運的範圍。德國的新生和民主，也與德國最受崇敬的一位戰爭英雄、一位來自奧地利的狂熱者一樣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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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琳·戈林從因斯布魯克在給她母親的信中寫道：“……此時此刻，審判正在慕尼黑舉行……啊，讓上帝保佑他一切順利，平安無事。”

此時，她所關心的是穿著最好的衣裳，胸佩鐵十字勳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紅磚結構的舊建築物——被遺棄的步兵學校的大禮堂裡。希特勒準備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決心迎接戰鬥。他要成為歌德的“鐵砧或鐵錘”在指控中，第一個被點名的就是魯登道夫。然而，很明顯，從審判一開始，希特勒就成了眾目所視的中心人物。第一個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從開口辯護時起，很明顯，他就想當鐵錘；他的出庭是想當原告而不是當被告。如同在獄中對埃哈德講話時那樣，他以濃重的男中音闡述了迫使他發動這次起義的原因。他談到了遊行，血腥的襲擊，他到烏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獄至蘭茨貝格的情況。唯一使他後悔的是，他並未與被屠殺的同志們一樣，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承擔了這次起義的一切責任（“那位先生僅與我合作”但矢口否認他是罪人。他活著的任務是要率領德國重獲舊日的榮譽，重新確立德國的世界地位；他怎麼能被作為罪人對待？他這一番話表達了一個虔誠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審判的矮個子法官和檢察長的臉上反映了出來。兩人誰也未對希特勒之原告的態度提出抗議，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絕的演講。助理檢察長埃哈德對法官和檢察長阻止希特勒發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個熱切的民族主義者，與他一樣，堅信這次起義是“國民的行動”決心判魯登道夫無罪；因就任此職遭學生攻擊而煩惱的檢察長覺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這次審判。

如果說法庭上的這些官員受到了希特勒的影響，奧斯瓦爾德·史本格勒則不然。在當天舉行的一次講演中，他嘲笑納粹喜歡旗幟、遊行和口號。“毫無疑問，這些東西可使感情得到滿足，但政治卻與此不同”他把此次審判描繪成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僅證實了他的觀點：希特勒是潛在的凱撒。

次日，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對其他被告進行訊問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審判。在閉庭後的一次訊問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樣受紅色政權腐蝕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眾的覺醒，我們就永不能從紅色時代中解放出來。”

他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更促使他大聲地為其提出向柏林進軍一事進行辯護。

隨著審判的發展，希特勒繼續以其滔滔雄辯和精明戰術左右著法官們。與此同時，魯登道夫成了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