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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叛亂業已結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競選上去了。

他答應領導黨衛軍，但這卻是一張空頭支票。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承擔這一職務。時至１９３１年初，黨衛軍仍缺乏有效的領導。１月４日，黨宣佈，羅姆上尉（新近才從玻利維亞召回，在那裡，他曾協助共和國與巴拉圭作戰）將出任黨衛軍的參謀長。由於希特勒同意讓羅姆在擁有６萬名士兵的黨衛軍組織內部自由行事，他才答應返回德國。在同意暫時將衝鋒隊只作為受紀律約束的遊行部隊後，這位能幹的組織家和幹練的領袖便著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黨衛軍。

然而，效能並不是解決積怨已久的組織的靈丹妙藥。不久，首都便醞釀著另一次嚴重的叛亂。柏林褐衫黨徒的困苦境況基本依然如故。組織內部的不平等令他們的領導人瓦爾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組織系統應以“知識”而不是“人事”為基礎。他公開抱怨說，希特勒“每隔幾個月便改變主意，釋出新命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無法行動。斯登尼斯的手下對此迷惑不解，憂心忡忡。一方面他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卻又不可抗拒地傾向元首。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０日，在希特勒下令衝鋒隊和黨衛軍停止在街頭毆打赤色分子和猶太人後，這個問題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們為何傷心和憤怒”他對褐衫黨徒說，“但你們絕不可攜帶武器。”

他們不滿地嘟囔不休，卻未採取行動，及至次月希特勒屈從於魏瑪政府的法令……該法令規定，未來的集會必須獲警方批准後方得舉行時，斯登尼斯才譴責這一向當局投降的行動，並於３月３１日深夜召開黨衛軍領導人秘密會議。出席會議者異口同聲宣佈，他們擁護斯登尼斯，反對希特勒。

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內訌而又能解決問題，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來慕尼黑報到，在“褐色大廈”裡擔任案頭工作。斯登尼斯拒絕前來。於是，希特勒便將衝鋒隊傾瀉在叛軍頭上。不到２４小時，公開抵抗便結束了——這是一次弱不禁風的叛亂。斯登尼斯所要求的無非是純潔的國家社會主義，為黨服務，不是為某個人效勞。“誰跟我一起走，誰就會遇到艱難困苦的道路，”

在與手下人告別時他說，“然而，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建議你們跟隨希特勒，因為我們不想將國家社會主義毀滅。”

４月４日，《抨擊》和《人民觀察家報》同時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譴責斯登尼斯的“起義”他重申，社會主義歷來是納粹黨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鑽進黨內的“沙龍布林什維主義和沙龍社會主義的小丑們。”

他宣稱，斯登尼斯就是這樣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計“將一系列嚴格說來是屬於共產黨不斷煽動所需要的概念引進黨衛軍內。”

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離心離德的褐衫黨徒的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調解人和中間革命派的角色。這次，他把漢夫斯坦格爾帶在身邊。漢夫斯坦格爾寫道：“希特勒無法，只好在郊區來回奔跑，眼中含著淚水，哀求他們，說只有依靠他，他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護。”

經過諸多周折，他總算恢復了秩序。次日，他與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貿易與旅遊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給漢夫施坦格爾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亂的領導人。“我發現，此人很正經。他是科隆的主教舒爾特的侄兒。他將我拉到窗前，我們的談話聲被交通嘈雜聲吞沒了。他說：‘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亂的真正煽動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爾。儘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們毆鬥，戈培爾卻一再鼓動他們上街遊行。現在呢，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來了。”

與通常一樣，希特勒的出現（靠衝鋒隊做後盾）給黨衛軍帶來了團結，而這次的團結是牢不可破了。將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隨者解職並未引起波動。戈培爾安然無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許多人都覺得，在此次叛亂中，戈培爾扮演了陰險的角色。“打個比方，若某個母親有許多孩子，其中一個誤入了歧途”他說，“明智的母親就會拉著他的手，緊緊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將誤入歧途的孩子們領回來，他是動用了武力的。於是，他便用衝鋒隊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黨衛軍內的職務。由於作為元首原則保護者的權力得到擴充，衝鋒隊欣喜若狂。“我們並不是處處都受到熱愛的”在幾星其後召開的一次衝鋒隊領導人的會議上，衝鋒隊頭子海因裡希·希姆萊說，“我們履行了職責後，可能會站在角落裡，我們不該希望得到感謝。但是，我們的元首知道衝鋒隊的價值。我們是他的寵兒，是最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