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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弗蘭肯伯格不能不付出這筆津貼。”

弗蘭克的報告得出了遺憾的結論：希特勒的父親是半猶太人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對弗蘭克的推論提出了挑戰。他狼狽地解釋說，他祖父貧困不堪，偽稱弗蘭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詐了一筆津貼。希特勒發誓，這情況是他父親和祖母親口告訴他的。弗蘭克的證據肯定使希特勒膽戰心驚，否則，他怎會撒出這個彌天大謊來：他出生時他祖母已去世４０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認祖母確曾收過猶太人的錢，這樣一來，他的血統不純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機會是極小的。格拉茨大學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維奇所作的研究對弗蘭克的證據提出了某些懷疑。在格拉茨（奧地利）的猶太人會員登記冊中，他未找到有弗蘭肯伯格或弗蘭肯雷德的記載。這些登記冊由１８５６年，即希特勒的父親出生後１９年開始記載。但，那是因為猶太人於１４９６年被逐出斯苔爾馬克，於１８５６年才獲准返回該地之故。據普里拉多維奇說，在此之前，格拉茨“無一猶太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猶太血統；為了確信，他此後曾至少調查了兩次。據從１９１７年起便認識希特勒的內科醫生舒赫回憶，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懷疑：他有還是沒有猶太血統？他常與我們談及此事。”

希特勒要求別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證明檔案來，而自己卻拿不出。這便可說明他為何要對威廉·帕特里克說：“切不可讓他們知道我是什麼地方人，是什麼家庭出身。”

儘管私事如此煩惱，希特勒１９３１年的預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間成了一本暢銷書的作者。自出版以來，《我的奮鬥》年銷量不過６，０００餘本，到了前一年，銷量猛增至５４，０８６本。這給他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盡期。另外，黨的新總部“褐色大廈”又於新年的第一天開放。這座用特種捐款、希特勒集會的收入、贈款及黨費購買和裝修的大廈，代表了納粹黨的實體和義務。希特勒、赫斯、戈培爾，斯特拉塞爾和黨衛軍的辦公室設在二樓。元首的辦公室很寬敞，紅棕色，相當漂亮。窗戶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廣場。辦公室內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牆上掛著許多畫，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團首次進攻弗蘭德時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辦公室”弗蘭克回憶說。他的工作方法是毫無系統的。他可能“像一陣風似的進來”但還沒有坐下，“又像一陣風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辦公室裡，他會倉促地把事辦完，然後便會“來上一小時的長篇大論”他喜歡在樓下的小餐室的角落裡消磨他的時間。那裡有張“元首”臺，上邊掛著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廈”裡坐辦公室的生活對他是不適合的。他的慾望是動，是為自己和為黨取得人民的支援，或與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支援他的人們進行高階談話。１９３１年希特勒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是艱鉅的。這些問題大都是由於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所致。黨的發展，使黨的官僚機構的每個部門也膨脹起來。其結果是，各部門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頭痛的是黨衛軍，因為許多黨衛軍的成員對希特勒要守法之說不以為然。他們常將暴力傳統引為自豪，不明白為什麼要對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貼耳。這些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許多人心裡想的是社會主義，與他們的共產黨對手一樣，具有革命熱情——這正是使元首難堪的。從一開始，他便與衝鋒隊的領導人意見不和；前者要把衝鋒隊變成黨的一支武裝力量，而他卻堅持己見，認為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群眾集會，以及宣傳政治忠誠。首先鬧彆扭的是羅姆上尉。他因為與希特勒意見不和，自願流放到南美去了；後來是普腓弗·薩洛門——他也提出要加強衝鋒隊的要求，因得不到滿足，不久也洗手不幹了。

領導之間的不和使下邊計程車兵也產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黨徒造反，理由是，他們捱餓，工作負擔過重，在與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毆鬥中，常常受傷或被逮捕。他們不願只為黨的集會站崗放哨，在他們的７條要求中，包括增加經費的合理要求，被戈培爾否決後，這一支部隊氣得發瘋，襲擊了由衝鋒隊把守的地方黨部。希特勒親自出面干預後，叛亂才告平息。在武裝的衝鋒隊員陪同下，他視察了黨衛軍的各個開會據點，號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親那樣，又是懇求，又是許諾，又是斥責。他很少談到褐衫黨徒的７項要求，只把它當作個人問題處理，號召人們忠誠於他。然後他便宣佈，他自己是黨衛軍的總指揮。這一宣佈博得了黨衛軍的高聲喝彩，同時也象徵著這次短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