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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於1993年10月24日再度贏得大選。然而在巴基斯坦重複性的政治輪迴中，我的第二屆政府於1996年再次被非民主地解散，我的丈夫阿西夫隨之被捕。令人傷心的是，當他2004年11月出獄時，我的年齡已經不允許再要小孩了。

我們慶祝小阿西法的誕生，那時我卻不知道母親的老年痴呆症已經越來越嚴重。她的病源於1977年，那天我們在拉合爾看板球賽，齊亞將軍的幫兇用棍棒毆打我們。母親遍體鱗傷，頭部受傷尤其嚴重。從那以後，她跟以前再也不一樣了。但是現在病情惡化得太快，太突然，令人心碎。

我眼睜睜地看著曾經美麗、優雅、迷人的母親淡去，她的生命之燭逐漸暗淡、微弱。這位堅強的女性，曾經為反對軍事獨裁不屈地抗爭，曾經為婦女爭取權力英勇地衝鋒，而現在卻病得幾乎不認識人了，也不會說話了。她已經不會說自己餓不餓，牙疼不疼了。看到向來堅強的媽媽現在如此的無助，我心如刀絞。然而我仍然感謝真主，讓媽媽還堅強地活著，與我相伴。她的存在給予我無窮的力量，她是連線我們家族血脈、親情和愛的紐帶，使我牢記不屈的信念，還有我們共同經歷的風雨坎坷、共同的悲傷與歡樂。

阿西夫的長期監禁是家庭的巨大痛楚。孩子們在童年時期沒有爸爸在身邊——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同時他的囚禁也說明男性主義思想仍然主導社會。試想，一個家庭主婦會因為她丈夫的政治事業，在毫無證據和宣判的情況下被作為人質監禁八年嗎？當然不會。但這種事情既然發生了，我們就必須面對。出獄不久，阿西夫心臟病嚴重發作，險些撒手人寰。

置身國外看巴基斯坦，我認識到祖國現在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危急。毫無疑問，如果西方國家繼續縱容軍事統治者壓制民主自由，新一代恐怖分子將從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中演化出來，盜用###之名，與西方進行暴力對抗。重塑自由民主政府絕不僅僅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訴求，也是全世界所有力圖避免“文明衝突”的有識之士的目標。

當我在倫敦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必須承認，我的生活雖然吸引人，卻也折磨人。我不論走到哪裡公文包都不離身，往來於世界各地，在大學校園，在商業協會，在婦女組織，在外交智庫，對###、民主和婦女權力發表見解。我不停的進出美國和英國的議會，並始終保留巴基斯坦人民黨主席身份。我探望在紐約接受治療的丈夫，為孩子們將要在迪拜的考試作準備，我還領導世俗政黨聯合，爭取2007年自由公正的大選——擔子真是太重了。但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我坦然接受。接下來，我將要告訴您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最後一章“出任總理及以後”涵蓋了這本自傳第一版之後的事件。

我榮幸有此一生，我要感謝真主。如真主所願，我將再次回到祖國的大地上，去領導民主的力量，在大選中與獨裁者、軍隊將領們和極端主義者一決高下，這是我的使命。就像約翰？肯尼迪說的，“我不會逃避責任，我欣然面對。”

貝？布托

2007年4月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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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親遇害（1）

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爾品第中央監獄，他們殺害了我父親。我和母親被囚禁在西哈拉廢棄的警察訓練營裡，離拉瓦爾品第有好幾英里遠，但在父親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靈應。那晚母親給我吃了幾粒安定片，好讓我捱過痛苦長夜，可是在凌晨兩點，我突然一下子從床上坐了起來。“不——”我大聲尖叫起來。“不！”我感覺無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當時天氣很熱，我卻全身發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抖。我和母親已經沒有話來互相安慰。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在空蕩蕩的警察營裡抱成一團，準備天一亮就送父親的遺體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喪，不能見外人，你告訴他。”看守進來時，母親神情恍惚地說。她現在成了寡婦，要和生人隔絕4個月零10天。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黴臭味刺鼻，這算是我們的起居室。

“我們已經準備好和總理一起走。”我對看守說，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緊張。

“他們已經把他送走埋了。”他說。

我如同捱了當頭一棒。“沒有家人在？”我痛苦地問道，“就是軍管當局的膾子手也應該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禱文，見死者最後一面，是我們家屬的宗教權利。我們向監獄長要求過……”

“他們已經把他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