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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可惡的小官員還不讓我走，反覆檢查我的各種證件，在一個大厚本上查詢我的名字，但他顯然沒有從中認出來。

“一個巴基斯坦人怎麼會有那麼多錢去牛津上學？”他最後又來了一句，才把所有證件退還給我。

我十分惱火，轉過身大踏步走出機場。移民局的官員如果可以這樣對待總理的女兒，那麼他們會怎樣對待英文沒有我流利，膽子沒我這樣大的其他巴基斯坦人呢？

早在我去牛津之前，父親就讓我當心在西方可能遭到的歧視。他做學生時就有過切身經歷。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亞哥，一名旅館服務員拒絕給他提供房間，倒不是因為認出他是巴基斯坦人，而是因為他黑黝黝的面板讓他看上去像個墨西哥人。

當我從牛津往家裡寫的信以及在家中的言談越來越西化時，父親又一次提醒我種族歧視的存在。我猜測他是擔心我受西方的誘惑而不再想回巴基斯坦了。“西方人心底裡認為，作為一個學生你不會永遠呆在他們國家，”他寫信給我說，“他們接受你，是因為覺得你不是移民，不是一個要依賴他們的有色人種。如果他們知道你是到他們的偉大國家避難的又一個巴基斯坦人或者又一個亞洲人，他們的態度就會完全轉變，將開始瞧不起你。他們將認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你竟然也來同他們競爭，那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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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爾—穆爾塔扎的沉思：負笈牛津（4）

父親的這些擔憂其實是多餘的，因為我從未想過不回巴基斯坦。我的心在那裡，我的傳統和文化在那裡，我的未來也在那裡——祖國的外交事業。因為有這樣一個父親，我已經具備了一些外交經驗。

1973年父親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他堅持要求美國取消對巴武器禁運。在白宮的正式宴會上，我坐在亨利？基辛格旁邊。喝湯時，我總想著《哈佛諷刺文摘》上的一幅插圖，畫的是叼著雪茄的美國國務卿正躺在一塊熊貓皮毯上。當時我立即把那份珍貴的刊物寄給了在巴基斯坦的妹妹和薩米婭。後來宴席上上了魚，為了不再分神，我和基辛格閒聊起哈佛精英的優越感和其他無爭議的話題。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場宴會上，基辛格拉住我父親說：“總理先生，你的女兒比你還要咄咄逼人啊。”我當時不知所措，父親卻爽朗地笑了，他把基辛格的話當作是真心的恭維話。然而，我至今仍不確定……

1974年父親去法國參加喬治？蓬皮杜總統的葬禮，而核能成了此行的主要議題。一年前父親就已經同蓬皮杜達成非正式的核援助協議，法國幫助巴基斯坦建立一個核再處理工廠。他不知道蓬皮杜的繼任者是否會繼續這個談判。“你認為誰將是下屆總統？”父親和朋友們在馬克西姆飯店吃飯時問我。“吉斯卡爾？德斯坦。”我當時在牛津基督學院的指導老師彼得？普爾薩開設了法國政治學，根據這門課我做出了推測。很幸運我猜對了。德斯坦總統力排基辛格和美國的壓力，同意信守協議。

然而，三年前在中國時，我對美國總統選舉的預測卻沒有這麼準。那一回，父親送我和弟妹們去中國看一看共產主義國家。在對周恩來的禮節性拜會中，這位中國總理問我誰會成為下屆美國總統。“喬治？麥戈文。”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周恩來總理告訴我說，他得到訊息是理查德？尼克松會成為總統，我還是堅持了自己的猜測。我是哈佛大學堅定的反戰分子，又居住在自由開明的東北部，因此除了麥戈文，我再也想不出其他人選。“你回美國後再給我寫信來談談看法。”周恩來對我說。我照做了，但仍然堅持麥戈文會當選總統。可見作為學生的我，政治敏銳性還是不夠。

儘管如此，我自己的競選還是很成功的。1976年秋，我返回牛津，開始修一年的研究生課程，同時也開始忙於競選牛津辯論社主席。雖然我想盡早結束學業投身外交，但父親堅持認為，作為總理的孩子，工作之前必須練好本領，達到雙倍勝任，這樣才沒有人說閒話。

這時弟弟米爾已經在牛津開始他的第一年學習生活了，我盼著能和他一起多呆些時日。我在牛津這一年的最大收穫是擔任了牛津辯論社的主席。幾年來，我一直是辯論社常務委員會成員，並且擔任財務員，但我第一次競選主席時失敗了。這一次我終於成功了！1976年12月，我的勝選把這個“大男孩俱樂部”攪得翻了天：10年前，辯論會的女性還被限制在演講廳的樓上座位；直到今天，辯論社男女成員的比例仍然是7：1。我的勝選出乎每個人的預料，包括我父親都沒想到。

“在選舉中，必然有勝利的一方，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