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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當選後卻為所欲為，肆意破壞法律，引起國家的全面混亂，這是一個悖論。”我展開了論述。“但是，美國的歷史充滿了悖論。讓我給你們講講喬治？華盛頓和他父親的故事。一天，小喬治的父親發現有人砍倒了他的櫻桃樹，他大發脾氣，要查明是誰幹的。小喬治勇敢地站到父親面前說，‘爸爸，我不能說假話，樹是我砍的。’大家看，美國人的第一位總統說不了假話，而他們如今的總統卻說不了真話。”

20歲的我，像個初生牛犢，自信大膽。我痛陳了這位美國總統應該被彈劾的理由：他在越南戰爭中違背了開戰權屬於國會的原則，他下令秘密轟炸柬埔寨，他為逃稅而篡改票據日期，他涉嫌掩蓋水門事件真相、抹去秘書的磁帶企圖銷燬罪證。

“不要搞錯了，朋友們，”我總結陳詞，“這些罪責是非常嚴重的，尼克松總是把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為所欲為。英國的最後一位君主也是這樣乾的，結果掉了腦袋。我們建議對尼克松動動手術，雖說不如砍頭那麼嚴厲，但效果絕不會差。據說，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醫生，醫生告訴他說，‘總統先生，你沒有患妄想狂症，人們確實在恨你呢！’今天，尼克松不僅遭人恨，而且還失去了所有的信譽。由於失去人民的信任，尼克松便失去了領導國家的道德權威。這不僅僅是尼克松的不幸，更是美國的不幸。”

4　阿爾—穆爾塔扎的沉思：負笈牛津（3）

法律、信譽和道德，這些在西方是理所當然的民主原則，在巴基斯坦卻蕩然無存。彈劾尼克松的動議在牛津辯論社以345票贊成、2票反對透過。然而在巴基斯坦，推翻我父親的不是選票，而是槍炮。

巴基斯坦對身在牛津的我來說顯得十分遙遠。正如父親預言的那樣，我在牛津輕鬆愉快的歲月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朋友們帶我到查韋爾河上撐船，到布倫海姆宮的樹蔭下野餐。週末，我們駕駛著黃色敞篷小汽車（父親為我從哈佛畢業送我的禮物）去艾馮河畔斯特拉特福觀看莎士比亞戲劇，或者去倫敦，在新開的巴斯金—羅賓分店大吃一頓美國薄荷奶油冰淇淋。牛津和劍橋大學的“賽船周”中，各學院的船隊在河上你追我趕，我們就去參加學院賽船場旁的花園派對，男士們頭戴硬草帽，身穿運動衫，女士們頭戴有沿帽，身穿長花裙。考試期間我們則一身樸素，著傳統的白襯衫、黑裙子和黑色無袖長袍，連不是牛津的學生見到我們跑過也禁不住喊道：“祝你們好運”。

哈佛的外國留學生寥寥無幾，我在拉德克利夫時，班上只有四名外國學生，包括一名英國姑娘，她也被當作“外國人”，我當時還感到很奇怪。而牛津卻有很多外國留學生。巴基斯坦板球運動員伊姆蘭？汗在這兒上學，還有個叫巴赫拉姆？德赫卡尼？塔夫蒂，他父親是個伊朗人。巴赫拉姆常常為我們演奏鋼琴，一彈就是幾個小時，從吉爾伯特、沙利文和斯科特？喬普林的鋼琴曲到富爾的安魂曲，無所不能。後來在1980年5月，伊朗革命後不久，他被殺害了。儘管在牛津的亞洲學生只被當作一般的外國人來看待，不會被歸入哪一階層或哪一等級，但並非所有的英國人都是這個態度。

1974年2月，我乘飛機回巴基斯坦，和家裡人一起到拉合爾參加父親召開的###峰會。幾乎每個穆斯林國家的君主、總統、總理和外長都出席了，來自38個國家。當父親呼籲與會各國承認孟加拉國後，穆吉布？拉赫曼也乘胡阿里？布邁丁總統私人飛機來參加會議。這次峰會是父親的偉大勝利，也是巴基斯坦的偉大勝利。父親向穆吉布伸出了橄欖枝，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戰俘鋪平了道路。孟加拉領導人曾威脅要對戰俘進行戰爭審判。

當我懷著亞洲人身份的興奮心情返回英國時，卻第一次遭遇了種族歧視。

“你在英國準備住什麼地方？”英國移民局的官員一邊問我，一邊審視著我的護照。

“牛津大學。”我禮貌地回答，“我是牛津的學生。”

“牛津大學？”他眉頭一揚，以嘲諷的口氣問。我壓抑住憤怒，把學生證拿給他看。

“布托，貝娜齊爾？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輕蔑的口氣說，“你的治安卡呢？”

“這兒，”我說著遞給他我那張最近續簽的治安卡，在英國的外國人都必須攜帶這個證件。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的費用呢？”他以恩賜的口氣問道。我本來想說我只帶了鉛筆和水杯來嘲弄他，但還是忍住了。“我父母會定期向我的銀行賬戶上匯款。”我說著給他看了銀行存摺。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