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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而且，他還必須剋制自己的情緒——現在，朱棣終於理解了歷史上為什麼有些前期還算勤政的皇帝，但後來卻變成了怠政的昏君。說實話，做個昏君比做個明君痛快多了。

這段時間裡，幾乎每次看到臣子們討論的改革細則與自己所想不符時，朱棣總是會很不高興。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在確定累進位制稅率細則時，臣子們的討論結果是建議以十畝為基準實施累進位制稅率——這便是中國官場的通病了，什麼時候都不會缺少喜歡揣摩聖意的臣子。朱棣說一聲搞累進位制稅率，下面的人就以為朱棣熱衷於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於是建議將累進位制稅率的基準定為十畝。

看到這份與自己原意不符地奏摺時。朱棣倒是頗為高興。他高興地原因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拍馬屁。而是因為這份奏摺讓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地事。將累進位制稅率實施地基準設定為一百畝。朱棣是有過充分考慮地。只不過。當時與大臣們討論時沒人質疑將基準定為一百畝是否合適。結果他就忘了說那件與之相關地事。

要說呢。“人耕十畝”是這個時代江南普通農戶經營規模地一個大概估計。也就是說。一個擁有十畝地左右地農戶家庭也就是一般意義上地自耕農了。僅從這個角度考慮。將累進位制稅率地基準定為十畝倒也並非不行。可是如果真地將累進位制稅率地基準定為十畝。那卻有違朱棣地初衷。

如今有官員提出這件事。朱棣自然要順勢向臣子們詳細宣傳自己地觀點。

中國是世界上機械發展最早地國家之一。中國古代在機械方面有許多發明創造。在動力地利用和機械結構地設計上都有自己地特色。中國勞動人民很早以前已經懂得用牛、馬來拉車了。還在奴隸社會地時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農業生產方面。當時人們除了利用牲畜馱拉運輸外。還利用牲畜來幫助耕田和播種。

在中國古代。一開始是有專用牧場用來牧牛地。《周禮》：“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裡。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也就是說。那時候用於種植和用於畜牧地土地面積是大體相同地。

其後。對養活人口能夠起更直接作用地種植業在與畜牧業地爭鬥中漸漸佔據了上風。於是用於畜牧地土地面積逐漸縮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們只得改牧牛為放牛。這個時期中國內地地畜牧業基本實行地是穀草輪作。也就是說。在農作物收穫之後。利用農隙之地進行放牧或種植牧草。這種辦法從先秦到明清實行數千年之久。收後放牧雖然不會對莊稼產生什麼直接地影響。但也會影響某些農事地安排。比如說會限制晚稻等後作地發展。因此到了後來。放牛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地則是縻牛。所謂縻牛。就是將牛拴在一個較為固定地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實際上等於養牛的土地越來越少。唐宋之際開始，已有人因無牛而被迫用鐵搭代替牛耕。縻牛開始之初，問題還並不十分嚴重，當時江南一帶的耕牛還是比較充裕的。可是進入南宋以後，隨著多熟制的盛行，實際用於養牛的土地越來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長江下游的一些地區還可以透過“大為塍壟，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養牛土地，但到了明朝以後，塍壟上普遍種上了田塍豆，使在田塍上牧牛的基本條件也遭到了破壞。結果，宰殺就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牛隻數量的減少隨後便成為一種無法阻擋的趨勢。農民不養牛，自然就沒有牛去拉犁，於是牛耕也就逐漸被人力鐵塔所取代。

中國古代的農業長期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甚至到了民國初期，中國的畝產仍舊不比已經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美國低。中國在公元前2世紀就發明了多管種子條播機耬車，這種播種系統在效率上至少是歐洲系統的10倍，而換算成收穫量的話，則為歐洲的30倍。歐洲第一個真正條播機是傑思羅·塔爾發展起來的。公元1700年後不久，此機便已生產，對其敘述發表於公元1731年。但歐洲的這種及其後那些型別的條播機既昂貴又不可靠。在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在農業生產率方面與西方相比，基本上前者相當於“發達國家”，而後方則是“發展中國家”。同後世一樣，形成這種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於科技上的差異。

遺憾的是，當塍壟上普遍種上了田塍豆，導致牲畜業進一步萎縮之後，中國的種植業便開始了倒退。儘管從養活的人口來看，明清時期的農業仍有發展。以單產而言，十七世紀時中國每公頃耕地的大米產量已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