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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正直而且有能力的官員，夏元吉自然希望解決那些弊端。然而由於知識面的侷限，夏元吉根本就想不到這些方法。雖然有些內容夏元吉未必完全理解，而少數思路他也並不是很贊同，但在閱讀思考的過程中，夏元吉仍然陷入瞭如痴如醉的狀態之中。夏元吉眼都不眨地看著，時而長吁短嘆，時而拍案叫絕。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輕輕放下那摞紙，用微微顫抖地聲音自言自語道：“聖上真乃神人也！”

朱棣在這摞紙上寫的主要是役法改革的內容。

所謂役，是指徭役。明朝徭役有裡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再加上驛傳，四者被合稱“四差”。其中以裡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徵差徭的依據。所謂的“丁糧”，其中“丁”是指十六至六十歲的合齡男丁，而“糧”則是指田賦。徭役制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及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每個朝代之初因為之前歷經戰亂的緣故，會有大量的荒地，因此很容易有產生大量的自耕農——只要開國皇帝不太蠢，而外部環境又不太惡劣，每個朝代一開始都會有一段社會秩序良好、經濟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

然而令歷朝歷代有識之士無奈的是，隨著經濟的復甦，土地兼併就會越來越嚴重，而地權也會高度集中。僅此倒也罷了，問題是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會造成大量農民逃徙，將導致徭役制度遭受嚴重破壞。

朱棣對役法進行的改革可以用簡單的一段話來概括。

將各州縣原來的田賦、各種徭役（按戶、按丁、臨時的）、各種雜稅全部折成銀兩，統一編派到田畝上，按田畝徵銀，隨夏、秋兩稅一起徵收。其中按戶、丁徵收的役銀只是部分分攤到田畝上，另一部分則分攤到人丁上。

之所以要改徭役為繳納貨幣，其主要原因在於勞役無法量化。賦與役的徵收及解運期間彼此不一致，而賦內各項與役內各項，其徵解期間多亦不同。主持徵收及解運的人員，也往往不是同一個人，而是由各種不同名義的人員去分別地負責。如此一來，就很容易滋生官吏的**。

“稅收制度越簡單越好”這句話雖說有絕對化的嫌疑，但毫無疑問，將稅收制度簡明化，既可以減輕稅收成本，又可以減少官吏從中舞弊的機會。雖說朱棣並不打算遷都北京（永樂皇帝之所以遷都北京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北方領土的完整，而朱棣準備向海外發展，因此若遷都北京則無法滿足其戰略目的），但是南糧北運的局面卻是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想要維護北疆領土的完整，必然會有大量錢糧運輸的現象產生。過去運送錢糧屬於百姓的徭役負擔之一。各項錢糧皆有它指定的輸送倉庫，又大都有特定的用途，因此運輸距離的遠近不同，時間緩急也不同。所以，官吏很容易從中舞弊——假設張三行賄，官吏便可以將緩項以及較近的運輸任務指派給張三，使其暫不起解或只是負擔費力較少的解運任務；而李四不行賄，官吏則可以指派急項以及較遠的運輸任務給李四，並且逼迫李四及早起運，進而藉機侵欺勒索。

將解運事宜由民間自理改為官府辦理後，這樣的弊端自然而然就會消失。

役法改革的核心思想便是各項賦役普遍地用大明寶鈔折納。想要稅收完全貨幣化，當然不能僅僅只是田賦貨幣化——田賦、徭役，一個都不能少。

將民眾之役折成現錢來徵收，國家反過來逐步提高錢幣生產，這樣稅收中不斷增加的對貨幣的要求便可以抵消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流通領域內貨幣的增加，又可以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說，稅收實現貨幣化是再好不過的政策了。

夏元吉不是穿越者，不知道朱棣的思路主要是抄襲後世的一條鞭法，因此對朱棣驚為天人。其實按後世的評價，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還不夠徹底，因為一條鞭法仍然保留了部分徭役。真正徹底減輕貧民負擔的，其實應該是雍正的攤丁入畝。

按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封建社會的皇帝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所做所為均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屁股決定腦袋”這句話顯然是正確的：如果朱棣穿越後身份只是一個僱農，當然會希望國家實施攤丁入畝，完全取消人頭稅。然而朱棣如今的身份是皇帝，立場不同，想法自然也就不同。當然，朱棣之所以仍然保留人頭稅，倒也不是出於階級立場。雍正的職業同樣是皇帝，也沒見後世學者認為雍正叛變了地主階級的立場——朱棣這麼做，其實是為將來殖民做準備。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就遷移習性而言，漢民族的鄉土觀念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