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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購買不超過500畝土地的資格；於投資者而言，既可以獲得爵位（在古代，這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又可以獲得相應的報酬（擁有了管理權，自然擁有收稅權）。於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歡喜。

當夏元吉看到關於人頭稅的內容時，一開始是準備進諫的。因為他認為人頭稅附稅對於貧民和賤民實在是太不利了，儒家理論上是講究“仁”的。不過朱棣對此早有預料，因此特意解釋說：將繳不起人頭稅的賤民和貧民移民海外，是為了充實海外那個為建文皇帝遺孤所建的王國——朱棣的殖民目標自然不止區區一個呂宋，只不過殖民需要講究循序漸進，第一階段恰巧正是呂宋罷了。

對於這樣的解釋，夏元吉不禁默然。

對於轉投朱棣麾下，夏元吉多多少少還是有一絲愧疚的。朱棣對那些“左逆文臣”及其親族的處置，官方說法是發配海外。然而人多口雜，朱棣又沒有下達噤口令，因此他與“左逆文臣”的約定早已透過各種途徑流傳開去。對此，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此乃仁義之舉。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名君，然而玄武門之變時唐太宗弒兄殺弟倒也罷了，卻連侄子們也要斬草除根，後世文人對此還是多有詬病的。相比之下，朱棣不僅放過建文皇帝的遺孤，還派遣建文皇帝的弟弟們以及忠於建文的大臣們打前站，為其在海外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王國。這樣的處理方式，令朱棣贏得了不少文人的好感。

如果只是將忠於建文皇帝的臣子打發到海外去，人們還可以懷疑朱棣只是想將和建文皇帝有關的人打發的遠遠的，以便眼不見心不煩。可是後來朱棣又專門明詔天下，宣佈心懷故君者可向官府報名，由官府統一將其送往海外為建文遺孤專門成立的王國去。

明詔已經下發一段時間了，然而響應者廖廖。中國人大抵都是這個樣子，茶餘飯後私底下議論時，人們都會同情建文皇帝。但是若讓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建文皇帝的後人，卻是誰也不肯的。

現在，朱棣又專門用改革人頭稅的辦法，為建文皇帝的遺孤提供更多的臣民。在夏元吉看來，此舉簡直達到了“仁義”的最高境界，因此，進諫的想法自然也就吞到了肚子裡。

朱棣並不知道在夏元吉的心目中自己已經達到了“仁義”的最高境界，如果知道了，他沒準會笑趴下。事實上，朱棣不僅不認為自己能夠和仁義扯上什麼關係，相反，他清晰地感覺到自己附身成為永樂大帝后，心腸迅速地變硬變冷，良心、同情心什麼的也相繼不翼而飛。

朱棣知道自己的這種精神狀態與常人大不相同，按後世的醫學觀點看，多少也有點精神病的意思。朱棣對這種變化卻並沒有什麼負面的情緒，因為他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職業病罷了——若是太過善良，必然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皇帝。既然當皇帝的大抵如此，朱棣自然不會沒事找事去揹負什麼心理負擔。

略過朱棣對自身變化的認識不談。後來，當夏元吉看到地主或是家主可以為奴婢、佃僕繳納人頭稅附稅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詭寄”這個名詞。傳統意義上的詭寄是指地主為了少繳賦稅，而將田產掛在應當享受賦稅減免的孤寡者名下。夏元吉懷疑，地主們為了減少對奴婢和佃僕的人頭稅支出，或許會將田產掛在奴婢和佃僕的名下。

一目十行地讀完役法改革的內容，夏元吉緩緩地攤開紙，若有所思地開始磨墨。

對於朱棣的役法改革思路，夏元吉基本還是能夠接受的。現在，他只是想著怎樣才能為這篇大好文章拾遺補闕。

第六章　祖先崇拜和烈士陵園

夏元吉花了大半夜功夫反覆琢磨才總算寫完了條陳，誰知道第二天到了太和殿，時辰到了，夏元吉意外地見到一個太監出來宣佈“皇上今天不早朝”。夏元吉向那位太監打聽，想知道皇上是否有空接見自己，可是那位太監卻只說不知道，多的話一句也不肯說。無可奈何之下，夏元吉只好怏怏將條陳封進密匣，託那位太監呈入宮中。

事實上，朱棣此刻並不在皇宮，而是正在去烈士陵園的路上。陪同他的，除了保衛安全的侍衛以及服侍的太監外，還有禮部尚書李至剛。

按照原來的歷史，李至剛此時的官職並不是禮部尚書，而是禮部右通政。而朱棣出於個人的喜好，把李至剛當上禮部尚書的時間稍微提前了點。

吏書上記載，李至剛“為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傅會”。李至剛有才華是大家公認的，不過呢，李至剛缺點也不少，用解縉的話來說就是“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原來的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