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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歸附。這就是對治下百姓示之以公，臨以大義的意義所在。公和義，就是讓人民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義，從他們所欲。如若不然，從剛始到達的萬民擁護，很快就會變成當地百姓諸般不適應，離心離德。明朝驅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說歷史上得國之正，無過於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轉過頭去放下以前的大義，而去承認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為天命所屬而建立政權合法性，這假的天命撐不起明朝。

漢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權天授，在那之前，天聽即民聽，天視即民視，天心即人心的理論框架已經具備。那個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來獲得認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後，政權的合法性必然來自於人民，所謂繼承前朝法統，根本不會獲得人民認同。徐平前世，新中國的立國之基是一切來自於人民，這才是真正的立國之本。讓清帝退位而掌權的北洋民國，那個法統就是個笑話，接那個法統的都是笑話。

人從獨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體的認同感。一方面性情和**來自於自己，另一方面來自於那個集體。政權要維持集體的認同感，應該要儘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強集體的那一部分，這就是政權的公和義。

不承認人性的兩面性，認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是社會性的反應，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大集體，只是人一元社會性認識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應。不符合於人的社會性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來自資本義腐蝕，是資本主義尾巴，應該教育、改造。社會主義的很多運動都根源於此，制度和運動不是憑空來的。

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認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會性，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選舉、議會等等很多制度，都是來自於這些政權對人性的認識。

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是來自於神，也不是來自於天，而是來自於人民。政治文明的現代化，這是最基本的判別標準，具體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證這個合法性的。

選舉制，必然要加以約束，約束的目的是取他們那個時代、那個群體的公和義。不加約束的完全普選制，必然會讓私慾排斥公和義，成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這樣的政權無法長久，也不會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盤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現在把這種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體政策當中，略微有些超前。歷史上是歐陽修這一批人發展起來，把韓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們當然不說這是政權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亂，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權的權正不正，皇帝和官員當位不當位。

以為大軍過去，派出官員，誰不服就打誰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腦袋，就能夠建立起牢固的統治，實在是想多了。漫長的人類文明史，還沒有強盜集團能建立長久穩固統治的。

徐平斬了元昊，滅了党項，佔領那些地方，只是第一步。只有在後面的治理中，得當地人心，形成對宋朝的國家認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這之前，立西平王爭取當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過渡。沙州穩固，還可以憑此作為號召，向西域開拓。宋朝已經沒有大漢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時宜，是讓歷史走回頭路，徐平只好採取這種迂迴的辦法。

長時間的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認同，歸屬感增強，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弱。人民自然而然會向中原文化看齊，會主動改變風俗習慣，這就是教化的過程。教化是人民主動進行的，被動去做，事倍功半，還可能一敗塗地。

民為國本，在這個年代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說法，實際上已經慢慢成為共識。徐平向包拯詳細地解釋為什麼要選張家的人，為什麼要立西平王，讓他有清醒的認識。

對事情認識不清，認為選個人來做王只是騙當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夠做好這件事情的。政權有扮有演，但不能夠欺騙，一有欺騙，人心也就失去了。

第47章　跑了的狀元

包拯離去，章得象對徐平道：“沙州僻處西域，人戶不蕃，地方不廣，昭文相公一再叮囑，過於多慮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讓其裂土封疆，也無大礙。”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張議潮起，地方百姓群起響應，趕走吐蕃，慘淡經營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應民心，朝廷示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