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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而生，也不是隨著政權失敗而亡，而是有一個成長和死亡的過程。宋及之前的朝代，國號都是以興地而名，元及之後的朝代則不是，不願繼承也是漢文明在消解的一種下意識反應。

徐平前世那個世界美國的吸引力，不只是因為富裕，更因為他是正在成長的惟一一個大國文明。這種吸引力，一如當年漢文明確立時期的吸引力，比經濟的作用更大。前世總說漢人的同化能力強，其實一點也不強，當文明從成長期走向消亡期，宋朝之後再進入中國的人群，實際上就很難同化了。民族本就沒有同化能力，有同化能力的是文明。

宋朝同樣有五代遺留的大量異族同化問題，看清了宋朝，再看美國就有意思了。

當去掉了外來思想，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眼光看歷史，看世界，會發現熱鬧得很。

說司馬光失職，因為徐平欲一道德，立天下，徹底確立起漢文明，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容不得半點馬虎。在周邊數個大勢力藉助宗教和民族認同崛起的要命時刻，不能夠實現底層的文化統一，會非常危險。

防外敵僅僅靠隴右軍改就夠了？不能夠為政權提供完整的合法性，國家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還是要吃大虧。問怎麼防止宋朝亡於蒙古，就跟問怎麼防止蘇聯崩潰一樣。一說就簡單無比，一推演就會覺得四處是漏洞，防不勝防。

第27章　辨司馬光

司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問宰相，將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義治天下。”

“何以知仁義？何以施仁義？相公欲如何本仁義？”

“天下為道，朝廷為德。仁義也，德之分也。仁義完足，則德立，德立聖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義治國，求天下之德，可達治世。”

天命和神權離開國家政權，其合法性要由查國家治亂來提供。治的時候，政權的合法性不會出問題，一旦由治轉亂，政權就面臨生存危機。成長期的國家，向施政的善惡動機要合法性，非成長期的國家，則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麼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出現，大家求治無門，宗教和宗族文化復興。

司馬光又道：“敢問相公，以仁義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萬物生，人雜於禽獸間，聚而為群，再聚為國，諸國合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記之載於竹帛，後人據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謂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何所來？道生於有，有生於無。”

“何謂無？人雜於禽獸之間，未與萬物區分之時，人尚矇昧，不知自己為人也。何謂有？人生智慧，知自己為人，知自己與萬物不同之時。有生則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為道？何為德？人自禽獸中走出來，聚而為群。其群為部落，則天下為道，其部落為德。聚而為國，則天下為道，其國為德。國並而為天下，道德相合，聖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與人相隔，求天理當於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於道德，則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謂與？”

道德記錄了漢文明的矇昧時期，是怎麼從一個一個人，走到一起，成為華夏的。這只是人的歷史，記錄的是文明的誕生、成長，一就是文明誕生的時期。至於天理，也就是科學技術，並不在這個系統之內，發展生產力另想辦法。天理髮展到極致，天下的物質極大豐富，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天人合一，大同之世，**社會就來了。

這是漢文明的文明記憶，注重於合，並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這樣形成的。哲學是一種文明記憶，日耳曼的族群認同，或許是靠著武力征服。兩個人遇到一起，打一架，誰把誰打服了，誰就是主人，另一個人是奴隸。兩個部落遇到一起了，打一仗，打勝了的就是主人，打輸了的就是奴隸，所以會把原始社會出來的第一個時期定為奴隸社會。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這種文明記憶的展現，於他們是合適的，推行於其他文明未必會被接受。

中國的商周時期有沒有奴隸？肯定有。但是政權不是基於奴隸制的，那只是國家中的生產關係，政權的性質還有文化因素。一元化的認為生產關係就是一切，文化就被從文明中切除出去了。文化只剩下了吃喝玩樂，說學逗唱，只剩下了娛樂，政權沒有了靈魂，國家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就會慢慢散失。人除了物質享受，還有精神追求，文化上的認同感。

文化文化，以文化之，指的是族群認同感形成的手段。漢文明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