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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了什麼驚天大秘密，高呼為什麼大宋打不過契丹，人家契丹有著洋人那神一樣的傳統呢。

如果按照這樣的道理，那豈不是文明永遠打不過野蠻，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對政權有一套一以貫之的道理，合於這個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夠施行下去。從開始選人才的第一步，便就開始貫穿這套道理，一直到最後的行政措施。透過長處累月的政治行為，這套道理與人心相呼應，最後形成牢不可破的群體文明。

這就是徐平所說的，公事中，沒有我覺得。穿上公服為扮，按照道理定製度，定施政措施為演。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去除個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國之理來進行。

范仲淹錯把聖賢政治當成了君子個人修行，在思想意識上，確實還沒有滿足做宰相的要求。歷史上他行慶曆新政，就是讓宰執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塊，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卻讓政事堂名存實亡，失去最後把關的作用。政治中沒有了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亂，會迅速銷蝕政權的合法性。

慶曆新政失敗，後人歸於呂夷簡等保守派的打壓破壞，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後，非要找忠臣奸臣。這個年代哪來的忠臣奸臣？個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職，非關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則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時政事堂裡的人，對道理或有未通之處，但都知道以理治國，對徐平的話並無疑義。

章得象道：“日前聖上訪進士取士，詩、賦、策、論先後。葉清臣言，查唐朝取進士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似較為穩妥。”

徐平道：“朝廷取進士，選賢也，通治國之理者用之。科舉之制，其來有自，查其源當起自兩漢察舉之制。兩漢為何用察舉？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鏡懸天而解民於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則民間必有知天命之賢士大夫，以此查而舉之，與其共治天下，此漢之朝廷不敢違天之意也。兩漢其國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於天，天則佑之。以廉治國，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漢之察舉，為舉孝廉，為學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為求進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漢借周德。漢興於此，亦亡於此也。此天命，終是借來，借來者豈可久守也？以民聲而應天命，王莽代漢，終至天下大亂。光武帝神武英資，中興漢室，鑑王莽之禍，後漢天命不查民聲，而求之讖緯。讖緯達天命，終是偽詐，以偽詐者為真則國必為人所盜。後漢末年，天下之權漸移入豪室門閥之手中也，天子僅拱手聽命之木偶爾。此天命之偽，天下已歷歷在目，後來者再建天命已無可能。是故自隋起，執政者漸知天命不可復，終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義入民間，科舉代察舉之制，此其義也。欲以科舉求世間知仁義道理之賢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謂周德？朝廷為天，民心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達於民心。天地相合則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則有天而無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間再無一物可存也。策者，論者，皆朝廷之政也。詩賦者，民之聲也。帖經、墨義，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當先策，次詩賦，次論，以帖經墨義結之。”

“為學者當知策、論、詩、賦，其來有自，非文學之謂也，實治國之道也。進士之詩賦不可只查其四六、韻律，此必擬民聲而為之。是故，策以擬朝廷之政，詩賦擬民之聲而應此策，論則對其論治國之理。此三者通，才可為暫通治國之理，為朝廷之選。”

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制度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在。

用策、論、詩賦和帖經、墨義來取進士，不是考他們的文學水平，而是看他們對治國理政的理解。文學水平要求並不高，最重要的是裡面反應出來對治國之理的理解，對天下胸懷的感悟如何。這就是從準備隊伍開始，便就貫穿治國之理，一以貫之。不能夠在這個道理之中的人，終究無法在朝廷立足，把個人的小聰明從一開始就防掉。

漢朝的天命是借來的，皇帝能夠借，就能夠被別人偷。前漢以民聲查天命，最後就是王莽以民聲而代漢，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禪讓制上去。王莽志大才疏，其改革最終是激起了天下大亂，光武帝劉秀才有機會光復漢室，把自己的天命搶了回來。如果王莽成功，則漢朝就變回了上古的禪讓制，皇帝的世襲制早早就不存在了。

劉秀鑑於王莽代漢的教訓，不再查民聲，而是由讖緯中去知天命。讖緯是方士儒生們製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