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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育道：“此話我還真問過，你猜一猜相公是怎麼答的？”

蔡襄道：“這何用猜？無非全沒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無數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雖有大功於國家，終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吳育笑道：“是以說，君謨，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腦，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趙忠獻相公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為第一。忠獻相公佐命之功無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居相十數年。徐相公對宰相治政第一條，就是文正相公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相公何許人？出西北統軍，其餘大臣三辭四推，相公慨然赴任。滅党項，敗契丹，編練隴右之軍。朝廷要調，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將、最強之軍撥付出來。軍功如此，說除軍權，相公立即上馬回京。”

說到這裡，吳育搖搖頭：“君謨，你要改！徐相公當政，再是如此隨口評論，只怕不會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對官員合不合職任極是較真，你這樣是犯了諫官的大忌！”

吳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關係不比旁人，這是真地在勸他。

蔡襄知道自己說得過了，不再說話，只是喝酒。

歐陽修瞪了蔡襄一眼，問吳育：“君謨說把天下之物收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餘物，官以租賦收之，以官營之場務奪之。此物尚餘也，入勢力之家。官收此物為何？官員俸祿、養軍之費之外，當治生產，使世間錢糧越來越多。治生產，自然於天下有好處。只是場務必有餘利，此餘利用全用於治生產，非不想也，勢不能也。三司再大，豈能天下之錢一一全管？此必託之於下。託之於下，必有貪瀆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沒於官，非抑勢力之家取平苦之民餘物法也，是納勢力人家於朝廷內也。此等人得利，朝廷當怨，日久必生亂。”

在生產力達不到的情況下，強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滅剝削，而是把剝削者收入了政權內部。初期是政權這個交集撐大，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個集合幾乎全部納入，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跟早期的剝削社會生出階級一樣，在交集裡仍然會分出階級。最終的結果不是消滅了剝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權內剝削，換另一種方法進行鬥爭罷了。這個時候的政權，承受被剝削者的全部怨氣，相當於剝削者的背鍋俠，還怎麼維持？

以為如此做從此跳出了治亂迴圈，實際上治亂迴圈只是換了一個面目罷了。

為什麼封建時代的歐洲沒有治亂迴圈？這沒什麼好解釋的，中國家天下的封建時代同樣沒有治亂迴圈。發展不到那樣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決了，很難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亂。

歐洲走出家天下之後有沒有治亂迴圈？當然有，一次一次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危機，換一個名字就不是治亂迴圈了？治亂迴圈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時代，實現大一統，幾乎無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亂迴圈，怕的是天下興亡，及時改革調整，千萬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現治亂迴圈了，真沒有辦法，社會發展總是這樣來來回回的。

不解決不行，經濟危機不允許發生，資本主義的事情我們不許有，這是日耳曼人那種又蠻又軸的勁頭。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兩全其美只是暫時的，矛盾是發展轉化的，好的總有一天變成壞的，壞的有一天說不定就變成好的。這沒有什麼可怕，不能想著把子孫後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因時制宜及時更改。

韓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權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現就是查天下治亂，亂的時候要及時更正，治的時候要努力堅持，實際上是非常先進的，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舊兩黨除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取向間的爭執，輪流上臺執政的理論基礎就在這裡。這個理論基礎，就是兩黨制國家輪流執政的內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國依然是如此。

仁義之道就真是沒有弊端了？當然不是。只是意識形態下這個弊端不是弊端罷了。這樣做要求政權對社會的掌控力足夠，調整還得及時，對政權的執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權失去這樣的能力，對社會掌控不足，仁義之道的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此時宋朝對農村的掌控力還是比較弱，在城鎮的掌控力過強，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來的。農村要開始收權，建立自助的各種組織，由官方進行制度和財政上的支援，幫助他們對抗地主的剝削。在城鎮開始放權，放鬆對行會的管制，放開價格管制，並引導農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