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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接待官宦人家，還有許多公務，官府的產業不收錢，是以只有不足一百貫的利息。”

這個數字跟王安石瞭解到的差不多了，一個月生意稍好一點，收入就能過兩百貫。以前因為有大量不花錢的官方人員住那裡，不但收不到房錢，還要給他們提供吃喝，一個月純利只有不到五十貫。彭三利說每月收入不到一百貫，是他那裡的賬，實際上因為有吏人分肥，入到鞏縣來只有不足一半。定價五百貫，就是按照一個月純利潤三四十貫算的。

這中間的差價驚人，一個月利潤兩百貫，賣價要到三千貫左右。這一點錯算，兩千多貫就沒有了。鞏縣的兩稅才有多少？對一個縣來說這是一筆鉅款。

彭三利又道：“此次發賣，是連房帶地一起賣的，不只是賣的邸店。那處邸店佔地約有三四畝，離縣城不遠，又臨碼頭，地價至貴，總要賣五十貫錢。加上七十餘間房，又要值上三四百貫。如此算來，五百貫的價錢極是便宜，是以一揭榜便眾人瘋搶。”

王安石到鞏縣只有兩三個月，心思都花在了整修溝渠，治理農田上面，於工商業甚少過問。最近幾天，才開始查閱各種賬簿，打聽價格，心中大致有數。鞏縣在附近算是一個繁華大縣，不過地價跟京西路其他地方一樣，並不高。一般的農田買賣，除非是有便利的溝渠旱澇保收，不然一畝也就三四百文。只有那些極是把沃，澆水便利的，才能夠賣到一貫以上。跟城裡相比，宋朝農田非常便宜，饒是如此，依然還是有大片荒蕪。

碼頭附近屬於商業用地，地價要貴得多，大約一畝地要十貫以上。此時蓋房，一間的成本約是五貫，那處邸店連地皮帶房產，大約值四百多貫。算來算去，扣除房產和地皮這些固定資產，偌大的邸店實際只賣了不到一百貫錢。

這是賣價最離譜的一處產業，王安石決定從這裡開刀，處理那些膽大包天的吏人。一下子貪墨了兩千多貫，足夠砍幾個人的腦袋了。

宋朝刑法一般以寬大為原則，但有兩個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處罰。一個是強盜罪，另一個就是貪汙受賄之類罪名。枉法贓罪，十五貫以上絞。

至太宗朝，官員貪汙，被判斬刑的還有不少。真宗朝後，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實了枉法贓罪，或者貪汙公幣，處罰依然極重。是以此時的官員中飽私囊，多是向公使錢下手，把這些錢透過各種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裡。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還是非常少見的。特別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帶，而少有直接貪贓枉法的。

歷史上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失敗，直接原因就是蘇舜欽等人的進奏院事件。當時蘇舜欽監進奏院，意氣風發，身邊聚集了一群年輕文人對政事高談闊論。一日用賣舊紙的錢，招集意氣相投的人一起飲酒，而且招妓相伴。因為言語出格，被人告發，御史王拱辰乘機進行重懲。受此事牽連，蘇舜欽的岳父杜衍辭相，多人被迫離京，慶曆新政很快失敗。

雖然後來蘇舜欽的同黨友人歐陽修等人掌握了話語權，把此事說成冤案，認為是****。實際上按照法律，蘇舜欽挪用公款五十餘貫，，監主自盜，犯的實實在在是死罪。最終只是把他削職為民，已經是考慮了具體情形，減輕處罰了。

不管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進行改革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一條就是援引同黨為官。附和我的是君子，反對我的是小人，把政事之爭變成了君子小人之爭。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把國法律條置於不顧，完全按照朋黨行事。君子小人之爭愈盛，國法律條便被踐踏得越厲害，最終鬧到無法收拾。

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利盡弊顯的時候就要改。以為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照著做了就可以萬世不易，得意之時對反對派趕盡殺絕，顛倒黑白，極盡羞辱，那麼必然有一天形勢變了，就要面臨報復。

徐平推行改革小心翼翼，就是怕出現這種情況。不去找自己的同路人，而是定下制度來按政策考察，不搞朋黨。一個公字，一個正字，是政治中能夠立足的根本。

蘇舜欽恩萌出仕，後來又中進士，正是意氣風發要大用的時候，因為挪用公款五十貫而被削職為民，可見此時對貪贓枉法的懲治力度。後來把這說成政治鬥爭，是後來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的結果，這個年代，對於這樣的案件沒有人覺得不對。

一家邸店發賣就貪墨了兩千餘貫，案子只要定下來，把所有經手的吏人腦袋全部砍了都不夠。此案王安石不查，如果被上面州里或者轉運使司揭出來，王安石也要受懲處。

再次檢視了一遍帳籍，王安石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