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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從事更多別的附加工作。我們幾乎成天都見不到彼此，而晚上我們見面的時候，總會不斷地爭吵。那段時間真的令人身心疲憊不堪，特別是當我窩在我那間狹小的屋頂房裡繼續從事第一份兼職的時候。這份工作很不規律，但是總算還是順利地進行下去。

這期間我需要有一個信箱，但我不需要不斷地為我的生意做廣告，到處散播我的地址。因為我有一批固定的老客人，我已經和他們約定好，如果他們有什麼需求可以直接到郵局寄信到我的這個住址，這一舉動正好迎合了我的顧客對謹慎小心行事的需求。

當時的第一個回覆是來自一位叫維爾德女士的簡訊。她寫到，她十分想認識我，因為她急需一位性學臨床治療師的幫助。我按照信中提供的電話號碼打了過去。接電話的人先是報出一個公司的名字，然後友好地問我有什麼他能效勞的。

“我想和維爾德女士通話。”

“請您稍等一下。”

我從電話裡聽到了一段關於那個維爾德女士的談話，可惜我聽不清全部的對話，只能模糊地聽懂其中的一些片段。想要猜測出這段對話的全部內容對我來說是完全不可能。

“我們這裡沒有您說的那位維爾德女士，您可以告訴我您究竟有什麼需要，我很願意繼續幫助您。”

這件事情在我聽起來變得十分危險。誰知道，那裡的什麼人把這事兒當成什麼玩笑。我只知道，我以後對這種信最好不要有任何回應。

這件事過後我就開始學會過濾大量類似這樣的信。首先是那些魯莽的詢問信，然後我挑出那些根本不懂得一個臨床治療師要以他的工作維生這個道理的人寫來的東西。最後是那些來自不明寄信者或者社會機構以及遠離我居住地來信者的信件。過濾後剩下的來信就很少了。一個“有意聯絡”的寫信人想在每個星期四早上十點在聯合咖啡屋等我。暗號是，手裡拿著一份《明鏡週刊》①　，或者放一本在桌子上。

另外一個自稱是一位女士的來信人住在卡帕恩①。她形容自己是位“經濟獨立”，年齡介於“年輕與成熟”之間的女性。

為了能去聯合咖啡屋會面，我只能錯過星期四的中古高地德語引論的討論課。這堂課因為是給分數的，所以需要我給出假條才能合法曠課，但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施馬茨博士對於我給出的去醫院看望母親的理由表示了極大的理解。他是從小市民階層爬上來的，想借著派到教育學院工作的機會能迅速爬到教授的位置上。他勤奮，肥胖，油滑。具備這些特質的人都是那些教授迫切需要找來幫他們幹苦力的人。他就是這樣做著苦活，講授大學初級專題討論課，而當教授先生想去參加一個會議，或者只是飛到南方海邊度假的時候，時常還得代替他處理一切雜事（其實不過是宣讀教授的旨意罷了）。

他在冬季忙得不可開交，令人印象深刻。所有人都清楚，教授先生每年冬天都會在他位於瑞士的雪地小屋裡度過聖誕節假期。事先他總會在學生面前意味深長地說道，今年冬天保證會“有雪”。估計他是希望，我們對他的代表不要有過高的要求。施馬茨則每年心裡都暗暗期待，下雪能夠阻擋這位教授先生準時歸來。

我的殺人計劃　第七章（2）

“施馬茨老師會把課程內容傳達給大家。只要狀況允許，開課的老師返回後將重新接管討論課。為了保證教學工作正常規範地執行，將優先採取這種授課程式來替代必要的集中補課方式。”

這個通知總是一成不變。每年都不得不重複這一流程的秘書處，今年乾脆直接把這份被使用過多次的通知貼到了公告欄裡。通知釘在了公告欄上，四角被圖釘戳出很多小洞，好像一塊瑞士乳酪一樣，被切成小塊，慢慢地變黃。

施馬茨小心地拿出那張考勤表，把對它的使用提升為一種個人的責任。因為他要做好準備，以防他的上級要等到學期結束之後才回來，他的責任就是最後給出出勤成績。但在我們看來，就是要被他那無聊至極、過度愚蠢的報告折磨，同時還要或多或少靜靜忍受這種德國高校裡典型的剝削。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公眾都知道，什麼是以學術教育在基本法中確定的自治權的名義進行的。想給那些普通市民解釋這些道理並期待他們理解根本毫無希望可言。*行嗎？拒絕行嗎？

對此我們已經進行了足夠的討論，然後我們遺棄了這個話題，這樣做只會傷害到我們自己，會強迫我們繼續忍受現狀裡這些傲慢剝削的玩弄。我們的學習期限最多也就是延長了，但肯定絲毫不會有所改善，我們都這麼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