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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靜了,推開窗戶,四下裡跟農村一樣。洋人的酒吧我們不敢進,進了也不知道點什麼,只能去中國人的餐館。這兒的中國餐館能和北京的比嗎?現在國內的餐館,除了人不吃什麼都吃。廣東人到了加拿大都收斂了,什麼也不敢吃了。唉,我早就吃膩了這裡的中餐,一想起‘孔乙己’就流口水。”
張先生是肖梅的一個遠房親戚,他們一落地就被她掠奪過來,租了二樓的master bedroom(主人房),帶洗手間和更衣室,足足有近四十平米,比我們在北京的兩室一廳加起來還大。他們不著急買房,因為沒有決定是否呆下來。
“他們呀,就是來加拿大超生的。”一個瘦小的男人出現在張先生旁邊。他的頭髮高一處低一處的,像被啃了一樣,一看就是他老婆的手藝。
“Wele to Canada! 我姓戴,四川來的,這是我老婆,你們就叫她英大姐吧。”
小戴是咱們國家培養出來的為數不多的火箭博士,國營研究單位辦公室坐煩了,憑著高學歷移民到加拿大。英大姐的腦門兒光光的,頭髮隨便地用手絹一紮甩在後面,衣服也是舊的,起了球兒的藍色毛衣,說不好年紀,像三十歲,也像四十歲。他們來了多半年,因為專業不對口,一直找不到工作。兩人不忍心看著那點國內攢的積蓄一天天飛速地減少,就一邊發著簡歷,一邊到處打工。
“你們有英文名字了嗎? 可別像我這個倒黴姓。”小戴說起了他起英文名字的經歷。“我姓戴,英文名兒根本沒法起,不管是Peter Dai,還是Tom Dai,聽起來就變成Peter死了,Tom死了,全是死。後來有人建議我的英文名字叫Never Dai(永遠不死),翻譯成中文就變成老不死了,你們說說這事兒鬧的。”
他們帶著一個五歲的兒子住在樓下的family room(家庭房)。那間房本來是一家人看電視的房間,肖梅安了一道門就出租了。“租這間可值了,裡面是落地窗,還帶個壁爐,資產階級的小情調倍兒濃。前幾天他們寄了張站在壁爐前的照片回國,把他們家鄉的人都給震了。”
“來,這是我說的老牧,二胡演奏家,和向東是同行,回頭你給他介紹介紹經驗。”肖梅介紹著一個有些禿頂的中年男人。他穿一件黑色的羽絨服,一手拎著板凳,一手拿著一把二胡剛從門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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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陸的派對(2)
牧長林以前是國內某民族歌舞團的二胡演員,聽說已經是個小頭頭了。和向東以前一樣,每年都有去國外展示民族文化的機會。出去了就眼饞外面的世界,全家移民到加拿大來了。民樂是國內的國粹,再不濟也有旅遊觀光的老外常年捧場。在加拿大根本就吃不開,沒有考級,學生也找不到多少。演出只能是寥寥無幾的業餘走穴,掙個零花錢。老牧就考了個牌照,每天把二胡掛在腰上,在地鐵拉拉,掙個房租,能養活一家大小的生活就知足了。
老牧一家住在一樓旁門邊的書房改的小房間裡。三口人擠擠地租下了這樓裡最便宜的一間。
“我哪裡有什麼經驗,慘不忍睹!來了感覺怎麼樣?”老牧放下手中的凳子,過來和我們握手。
“好像沒感覺是在國外,滿大街都是亞洲臉兒。”向東搭著話。
“中國人喜歡扎堆兒, 都擠在丹達斯大街和咱們這個區。在這裡住著,根本不用說英語,華人的超市,華人的報紙,去銀行有中文的服務,跟在國內一樣。”老牧說。
“我說呢,我在北京見的老外都比今天我在多倫多見的多。”我說。
大家跟著笑。
“你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想留下還不一定能行呢。”一個二十多歲模樣的年輕人插話進來,他是地下室住的丁海。
丁海是一個留學生,他爸是國內不知道哪個犄角旮旯兒的小城市的大官兒,他媽是那兒進出口部的會計主管。丁海在國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激烈競爭中從橋上摔了下來,沒考上大學。父母就給他們的寶貝兒子擔保了海外留學,聽說押了一百萬呢。丁海住地下室, 多倫多的地下室可不是《北京人在紐約》中的地下室。他租地下室是為了能分門出入。屋子挺大的,洗手間是獨立的。不足的是鍋爐房也在樓下,每隔一段時間就嗡嗡地響。丁海不在乎吃和住,他在乎車,一來就買了輛紅色的三菱跑車,一上路,引擎就發出“嗡——”的響聲,讓他覺得特有威風。
丁海馬上就要畢業了,他父母的願望,就是希望他畢業後能在多倫多找到個工作,就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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