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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最具有延續性，書傳記載至於五六千年，新生之人只要能稍知文言之技巧，便能通貫四五千年曆史故實網羅心胸，和凡人目見耳聞限於壽命只得三五十年相較，真是神鬼莫測之功。

乃至始皇一統以來，士儒嚴夷夏之防，申彼我之見，存賤視之心。一至晚清西人以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乃不能不平視之，自察為般般不如，又不得不仰視之。這種情景和四靈衰亡如出一轍，二三學者又鼓吹廢文言、棄文字、自絕於歷史、人文，其勢非至於亡國滅種不可。

新生之人不能通觀歷史，囿於三五十年的所見所聞，便以為古史盡是專制黑暗，一無可取，視吾夏人文為天然不如，從此永持一仰視之心以對西人，可哀可痛，更不待言。

試想中夏之種族文化，若與美洲印地安人相類，應該亡種了吧，若與印度、高麗、安南、緬甸之流相若，也要亡國了吧。中夏之所以不亡，難道是西人特別憐念於我，於我大發慈悲、德善之心嗎？

三界之中強權與公理同在，必是強權不足以威服，才會訴諸於公理。中夏之不亡，實是其文化土壤還能誕生英才傑士，相與維持的緣故。

世人往往重創發而輕因襲，卻忽視了學習、模仿亦是一種重要的本領，孔子不是說了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舉一隅不以三隅，則不復也’。

且中夏社會與政治息息相關，政治環境永遠在變動當中，不趨於好，即趨於壞。結果便造成王朝更替，迴圈往復。近代有聞人說，“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

這一段話乍聽來似乎正確，細較起來卻全然不對。首先這話根本否定了史家的品格，視作史的都是諂諛狹隘的人，無非顯得說這話的人輕浮無知罷了。

文文山《正氣歌》中說，“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前者說的是齊國大夫崔杼弒殺莊公，太史秉筆直書，被他殺掉了。太史的兩個弟弟接著記載，也遭了毒手。末一個兄弟又堅持來寫，崔杼才無可奈何的罷手。當時另一個史官南史氏聽說太史全家都死光了，便帶上竹簡來完成這件事。後者說的是晉國趙盾之弟趙穿弒殺靈公，史官董狐認為趙盾身為正卿，應負責任，直筆書之。

這兩位史官都是作史的本朝人物，一個兄弟駢死，前赴後繼，一個不苟且取容，直筆明罪。又何只是不肯恭維當權呢？至於司馬遷上接黃帝至於漢武，遭罹宮刑，不稍遷就，著成信史，照耀塵寰，誰人不知？

中夏素有私家著史的傳統，雖然自班固斷代為史以後，官方開史館修史成為風氣，但所謂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都是在易代之後，幾乎沒有什麼‘本朝人著本朝史’，至於限於網禁不得不用曲筆，也可以透過史料互證明其是非。這也是封建歸於一統專制加深，勢不能不有所避忌。

二十四史固然良莠不齊，從體例到史法多有缺憾，但它只是渺如煙海的史料中一小部分，且能流通千百年至今無可替代，至少說明其記敘的歷史大體可信，而非以私意縱橫其間。

明白這個道理，便可知朝代長而好人多並非因恭維曲飾，朝代短沒好人也並非是蓄意詆譭。恰是因為一個時代好人多、較有氣象，朝代才能綿延長久，反之，一個時代沒什麼好人，朝廷如何能夠維持？

倘若我們肯將歷史仔細觀察，不難看出治亂相循的脈絡。閻浮世界由陰陽兩儀之力相互作用，見於政治社會，便是建設力和破壞力，兩種勢能相互牴觸從而造成一治一亂的局面。從漢興至隋亡，唐興至元亡，明興繼起每期大約有七八百年，正與夏商、周秦之運數大致相符，中經幾度振作，史稱治世，建設力不敵破壞力終至於一種慘絕人寰的局面，譬如商之紂王、秦之二世、隋之煬帝，元之末世，時人以為‘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可謂沉痛。

第199章　惡有惡報

所可注意者一是政治之極端敗壞常至於遭受異族入侵，節節敗退，兩晉之於五胡，兩宋之於契丹、女真、蒙古，明末之滿人，清末之西人，歷歷可證。同時在破壞力兇惡萬狀、生民勞苦方深的時候常能激發起補救氣運的人物，不論一身志業成敗幾何，皆足以不朽，且能得到後世相當的尊重。譬如：諸葛孔明，文文山，張蒼水等等，真可謂千古皎然，永志難忘的。

吾人若能以此種眼光觀察，可知漢、唐、明三世以來，中夏的處境確是每況愈下，常患振作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