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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他的話裡似乎沒有責備什麼的意思，可是細細咀嚼，也未必然十分讚賞我那可以稱得上是應接不暇的社交生活。於是——帶著幾分防衛意識地——我咕噥著答道：“也沒什麼罷？你也知道的，人家邀篇稿子，總會打幾個電話；找我去演個講，也會打幾個電話；有那些報紙雜誌想到什麼題目要採訪採訪，總不外還是打幾個電話。你要不樂意接就別接，要不我搬出去——”

“沒那麼大罪過。”家父往床邊一張藤圈椅裡一坐，攤攤手示意我也坐下，突然降低音量，道：“你靜下心、捺住性子、好生想一想，打從你那年寫論文當兵起，一直到此刻為止，有沒有哪一天是獨自一個人過日子的？”

他的話越說聲越悄，但是卻狠狠撞了我一記，猶如走著走著猛裡撞上一塊又硬又厚的透明玻璃，砰然把腦門撞了個滿天星斗，裡頭的零碎兒東灑西飄，眼前一片金光燦爛。我摸摸前額、眨眨眼，居然笑了起來，應聲道：“的確沒有。”

“哦？”家父朝椅背裡仰了仰。

“不不！等等——”我忽然想起來，“剛才我是一個人的！我一個人到青年公園去看書。咦？不對！不是一個人，我在公共廁所裡撞見一個冒失鬼，那傢伙說他是我的忠實讀者，還尿了我一褲子！”

“如果人家不是個冒失鬼呢？”

“哪有人故意幹這種事？”

“哪有人褲子上沾了那麼髒的東西還不趕快回家換了、洗了？”

“我在看一本書——”我辯解著，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依稀明白了家父的意思：公園廁所裡那傢伙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我的忠實讀者——那是個故意窩囊我一下，好逼我趕緊回家換褲子的人物。

家父徑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連連點著頭，道：“所以，這一向你身邊的確是‘隨時有人’了。看樣子，你這條小命兒能苟活到今日，不是沒有道理的。”說到這裡，他摘下眼鏡，另隻手使勁兒搓抹了兩把臉，直抹得兩頰和鼻頭兒赤紅殷殷，兩丸聚不攏的黑眼珠子不知是看著我還是我身邊的房門，嘆了口氣道：“去把你那幾本書拿進來罷。”

“我可不想唬弄你，爸！你要是逼我燒了它們，我出了這屋門就不再進來了。”我幾乎是咬牙切齒的那麼個架式地說。

“別跟我鬧意氣。”家父重新戴好眼鏡，又沉吟了半晌，有如做了個極其艱難的決定似的說，“燒與不燒，其實一點兒也不重要，可你已經是三十好幾的人了，要是還像個跌跌撞撞的小娃娃一樣，成天提著條性命混來去，如何是個了局？”

我沒答他的話，開了門，三步並兩步衝進客廳，拎起先前擱在長茶几旁邊的書袋，忽地閃出個念頭來：我當然可以背起這袋書，扭開門鎖，竄身出去，隨便找它一個天涯海角去混一段時日。日後回想起來，當時之所以迸出這個念頭，未嘗不與家父那句“這一向你身邊的確是‘隨時有人’了”的話有關；或許在意識的深處，我正竭盡所能地抗拒著這樣一句話——難道我真的再也不能回到許久許久以前，一個人窩在緲無人蹤的宿舍裡，像老鼠一樣讀書度日了嗎？難道我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便已完全失去了獨來獨往的權利了嗎？難道我已經習慣了變成報社、課堂乃至文壇諸如此類非與眾人接觸不可的社會的一分子了嗎？難道我根本是個捨不得也離不開（包括那些所謂的忠實讀者在內的）陌生人群，且熱切渴望同他們交流、溝通，卻又不屑承認而惺惺作態的人嗎？

拎起那袋書的剎那，我把“身邊隨時有人”這句話作了太過偏執的引申；然而那樣帶有自責況味的引申毋寧是深具意義的——它讓我得以重新溫習一遍從前，重新體會一遍既非知名作家、亦非媒體寵兒時代的張大春所曾經懵懂追尋的一個狀態——一個夜以繼日只在這本書和那本書之間逡巡來去、顧盼自如的狀態。

事實上我已經扭開門鎖，一步正待跨出——倘若就這麼揚長而去，也許我再也不會有回頭面對家父的勇氣，也許我再也沒有機會從他那裡得知為什麼我“身邊隨時有人”，也許我再也不去報社上班、再也不回學校授課、再也不發表什麼狗屁文章、再也不……推演到某個難以捉摸其細節的極致，也許我便消失了。然而那一步沒能跨出去——家母在身後喊了我一聲。我回頭瞥見她正趴伏身軀，用手掌撫按著方才打碎了玻璃杯的地面。

“又要出去啊？”她說。

“你在幹嗎？”我叫了聲，搶上前要拽她起身。

“玻璃碴子太細，不這麼試，你怎麼掃也掃不乾淨。”家母說著，抬起一隻手掌，指丘處果然晶晶瑩瑩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