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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當面交我。接下來，或許是因為他又察覺了醫院當局（或病房內外環境之中）有些什麼異樣，才會將書、稿託付一個全然不知情的文學雜誌主編，並言明：出得了院，就將原物歸還；出不了院，才將之親手交給我。設若高陽的確周思密慮而作成這一決定，則想必是冒了極大的風險，但也絕對出乎“他們”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幾乎能夠想像出他如何設計了一個偷天換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請那位主編扛個十幾本適合在病榻上消磨時間的閒書前去探訪，再趁四下無人之際把那七本書和他的手稿攜回的過程。

如此作想，則自高陽病危到過世期間，“他們”必定滋生出某些疑慮，那就是，這位素以博聞強記、詳考密察著稱的歷史小說家究竟對那部奇案瞭解了多少？又傳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於家父對於近世老漕幫與“國府”中樞、權力核心之間的恩怨所掌握的瑣碎知識究竟出自何種共謀？如果確有共謀，那麼主使者是誰？共謀的機制與運作又如何？這些，想必都是“他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在高陽過世之後展開了行動——寄來這樣一疊照片，和一張寫著“張大春與歐陽崑崙之女歐陽紅蓮”字樣的便條。

無論照片和便條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顯而易見。一方面，這是在撥草尋蛇；等待並觀察我們父子的反應，且據之以判斷我們和高陽、紅蓮乃至那些行蹤詭秘的老者究竟有無共謀？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這也是在打草驚蛇，意思毋寧是說：不論你們有無共謀、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為止。家父要把高陽的遺書遺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著眼於此。

“漫說你不及高陽於萬一，”家父繼續說著，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的在鍵盤上剁剁剁剁了一陣：“就算高陽再世又如何？一個讀書人怎麼跟那種牛鬼蛇神較量？更何況你的書也沒讀得怎麼樣！”

“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說起‘白邪譜’上的莫人傑和陳光甫，兩個人你都說錯了。”

一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現的第一和第二條“備考檔”文字，電腦螢幕上又出現了標示著“備11”和“備12”的資料。“備11”是這麼寫的：

“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等軍吏以上七十餘人，責而斬之。□□愛能實非人傑之助，世宗高壽死，豈其所願哉？”

“備12”則是這麼寫的：

“日軍侵佔香港，迫市民用‘軍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滙豐銀行所發行鈔票，原有港幣形同廢紙。周氏紙廠委代表陳光甫四出收之，聚為造紙原料，計噸許。日本投降，滙豐復業……”

家父之所以未曾將這兩條歸檔，其實亦另有緣故。在“備11”裡，原文字來應植入後漢和後周的戰史之中，說的是後周大將樊愛能在後漢主劉崇借契丹兵大舉南侵之初，即棄甲曳兵，引眾潰逃，甚至剽掠輜重、驚走役徒，致使後周方面損失慘重。後周世宗柴榮遂借張永德諫勸之言祭出軍令狀，殺了樊愛能。

可疑的仍舊是“□□”二字之後的幾句話。尤其是“世宗高壽死”，既與上下文不合，亦與史實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氣局恢闊、規模宏遠，有唐太宗之風”，可稱五代帝王裡的翹楚。而天年不假、偉業中殂，也是讀史者皆知的，怎麼能說他“高壽”呢？正因這一疑，家父把這三句多讀了幾遍，忽地發現第一句中亦藏有機關：“愛能”雖是後周名將樊愛能的名字，卻因聯讀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愛莫能助”的成語。一旦這個成語浮閃腦際，“人傑”二字與“莫”字便串了起來。以家父早年入幫的資歷，自然風聞過項迪豪挾巨資向莫人傑勒求拳譜的江湖傳言——以之而重讀“愛能實非人傑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傑，還會接著憶起民國三十四年發生在杭州商會會館中的一宗血案：年僅十六歲的莫家拳少宗師被一無名刺客三槍打死在一間待客小廳的沙發椅上。這條新聞當時轟動大江南北，有謂老漕幫向與經營海運的項氏不睦，故派槍手先殺人、嫁禍，好讓項氏難堪。也有人以為是飄花門孫少華怕項迪豪一旦得著拳譜，便將一報昔年當街折辱之仇。甚至還有人說：莫人傑是詐死，目的在於乘機賴掉項迪豪為一覽拳譜而替他清償的一屁股爛債。更有人懷疑：項、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麼債務、拳譜，都是表面文章，其實不過是找個家下傭作代死，目的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