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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車,到了杭州。在杭州,去了浙江大學,也順便逛了一趟西湖。
再下一站是廣州。有了二次經驗,進站已不再是一個問題!但上車則是一個大問題?去廣州的過路車,進站就已大大超員了,不要說是上車難,就是下車也很困難!真是進不得出不得,車廂裡擠得嚴嚴實實的。就在我們要打退堂鼓,準備放棄登車時,一個帶著十來個小學生的教師,看車上情況不妙,怕途中出意外,諸如學生生病等事,惹出多餘的麻煩來,提前帶著學生下車了。這給了我們一個好機會,我們一行四人,也就乘機上了車。上車一看,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臥著人,站都站不安穩,腳底站不平,有點歪在那裡,真不是滋味!更糟糕的是,有人臥軌,開不了車!在杭州站折騰了近6個小時,才終於開了車。一路上,站站如此,原本一天半行程的火車,三天多才捱到了廣州。
在廣州,參觀了農###動講習所、葉劍英廣州起義的舊址、中山大學、黃花崗烈士墓等。以後,如期返回了南京,返校,繼續無課鬧革命。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自己辛勤積攢的知識優於學校學來的
自己辛勤積攢的知識優於學校學來的
一句英國諺語說得好:Wit bought is better than wit taught。意思是說自己辛勤積攢的知識,要比從老師學來的知識更珍貴。也就是說,不是從學校得來的知識,往往更可寶貴!或者,更進一步說,自己實踐中得來的知識,最可寶貴:實踐出真知!其實,“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知識本應無優劣之分,只不過獲取的方式不同,難易程度就有所不同,因而,對艱辛獲取的知識格外地珍視,是想當然的事。學校授課,循序漸進,若是得名師輔導,寓教於樂,則更是如魚得水,輕鬆地可獲取知識;相反,自學,首先就缺少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同學共勉的集體學習環境。原本就有些枯燥的書本,一個人研讀起來,就會覺得更加枯燥;心情不佳時,則是味同嚼蠟,很難自持。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未能進入我景仰的大學的校門,接受系統的教育。但興趣廣泛、酷愛知識的我,在知識的汪洋大海里,依舊貪婪地、隨其所好地自我學習著。儘管知識是雜亂無章、支離破碎的,卻也是紮實可靠的。頗類五柳先生之“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學習缺乏系統性,往往是東一榔頭,西一棒的,想到那裡,學到那裡,任憑自己興趣的驅使;當然,也不能不兼顧每月三鬥米的出處,雖不至於為三鬥米折腰,卻要為此付出許多寶貴的時間。另外,由於興趣太廣泛,涉獵的學科太多,術業無專精,以至於在科學和工程上毫無成績。
60年代,國家向科學進軍,身為中學生的我,也曾暗暗矢志要專研尖端科學,為國效力,但被扣上“白專”的帽子,也就失去了升造的機會。堅持自學數理數年,未能持之以恆;終為生計之故,走上了中學英語教師的道路。自63年起,從教8年多,邊教邊學,也還勝任愉快。稱職地工作了8年多,卻只有一個“頂編代缺”的名分,福利待遇與教師相同,但工資低得教人難以啟齒。文革後,轉工廠工作,雖然學校一再挽留,但去意已定,學校也不再強留。小小的區辦工廠,生產各種規格的可控矽整流器:可控矽充電器、全國小化肥廠使用的200千伏安可控矽整流器、可控矽整流電鍍裝置等。工廠還曾想研發可控矽高頻淬火裝置:這可是80年代的高新技術,涉及可控矽變頻技術,並派我們一行三人去浙江大學參觀學習;雖然有些不切實際,好高騖遠,卻給了我一個學習的好機會。藉此,我很好地學習了一下數位電路,並與湯崇源先生一起,花了一個月時間翻譯了一本約20萬字的“半導體脈衝電路”(Semiconductor Pulse Circuits)。得到好評,卻未能出版。由於生計的關係,還經常代科協翻譯一些資料,掙點稿費。以後受南京市科技情報所的委託,湯崇源和我與紫金山天文臺的專家王思潮、陳道漢先生一起,翻譯了二部天文科技短片:“行星探測”和“火星”。這樣,就與天文接上了緣。79年,受科學出版社的委託,我們翻譯了一本德國版的“天文學手冊”,全書50萬字,並於85年出版。80年,我進了外貿,又開始了另外一種新的工作和生活。
一個人的教育應是終身的,也即學習是終身的,活到老學到老。而且,在離開學校校園後,工作之餘,還得不斷學習;工作中的難題、困難,或求“師”、或從書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