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頁)

去的話，我也去看看。”母親的話其實沒說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見一見臺灣的兄弟。母親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說真的，真的有那麼一天，我也有機會去臺灣或金門，並且可以帶著母親一同前往，那麼，我可要犯難了。犯難什麼呢？這話我不想說，也很難說清楚——正如金門的眼睛，正如我上面講的那些故事，它們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恐怖也好，荒唐也好，辛酸也好，痛楚也好，好玩也好，所有的意思，所有的況味，所有的感慨，盡在不言中。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於樂成馬車河

我有一把手槍

我有一把五四式手槍，半新不舊，是撿來的。那天，我在老家的天后宮裡，整整看了一天的批鬥會，很乏，便靠在宮後的稻草堆上睡著了。我恨死了“牛鬼蛇神”，在夢中也高喊革命口號。我甚至夢見自己抓起一把手槍，對準一個走資派的腦袋——我想開槍，但不敢扣動扳機，正猶豫間，我醒了。令我震驚並恐懼的是，我發現自己手中竟真的握著一把手槍，而且，是真傢伙！

一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把槍是某造反派頭頭丟失的。這位造反派頭頭，做人很橫，平時愛將槍塞在寬寬的皮帶間，誰見了都害怕。他的槍為什麼丟失在天后宮的稻草堆裡，這是個謎。

我把槍藏了起來。

我的母親是黃岩人，她出身於大戶人家，在芙蓉街上開雜貨店，手頭有幾個錢。各路造反派都指控她是地主，爭先恐後抄我的家。我恨死了地主，恨死了母親。母親會喝酒、抽菸，我覺得母親更像美蔣特務。夜裡，我常常掏出手槍，捏在手中，暗中監視她。

這自然是“*”中的事。在這之前，其實我早擁有四十多把手槍。這些手槍都是匣子槍，我曾出租給芙蓉的大眾劇團，供演員們演出現代歌劇《江姐》之用。那時，我才十歲。我站在戲臺下看演出，關心的並不是劇情，而是演員特別是雙槍老太婆手中的手槍。這些手槍都是我造的，儘管是木槍，表皮塗著墨水，髒了演員的手和衣服，但槍一“響”，戲臺上的壞蛋，不是倒地斃命，就是狼狽逃竄，還是挺“殺甲”的。

賈平凹說過一句名言，說天下的兒童都一個樣，天生愛槍，愛殺人。的確，哪個兒童不愛槍？我們見慣了這樣的場景：兒童們常常眯起一隻眼，用指槍或玩具槍，嘭嘭射擊人，不管你是壞人，好人，不管你是兄弟姐妹，還是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其槍一“響”，你必須倒地“死”去，你不“死”，他們就倒下地去，大哭大鬧。

我當然也一樣，兒時也愛殺人。我愛看槍，畫槍，剪槍，買槍，玩槍，夢槍，還造過大量各式各樣的槍。我為何少時眼睛一隻粗，一隻細，為何用彈弓彈鳥出奇的準確，為何愛上投擲手榴彈，並分別創造了少年和民兵手榴彈縣紀錄，為何喜歡下軍棋和玩“打啪啪”的遊戲，為何兩次參加幹部步槍射擊活動，一次名列第二，一次名列第三，為何單身走夜路，特別是走巷弄，總愛右手提著虛擬的“手槍”給自己壯膽，為何幾十年如一日，愛打炮仗，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兒時我有深深的“愛槍”情結和狂熱的“玩槍”經歷。

當然，玩真槍跟玩假槍，感覺是大不一樣的。真槍沉手、冰涼，握在手中，心中充滿了罪惡和恐懼感，儘管它膛中沒有子彈，我也不敢將槍口對準人，更不敢扣動扳機——我對待母親也一樣，儘管造反派們說她是地主，我恨她。我想，玩過真槍的人，大家的感覺應該差不多吧？我常常問自己，你為什麼玩假槍，總愛亂殺人，而玩起真槍，卻害怕了，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殺的人。

賈平凹說兒童天生愛槍，愛殺人，他所要強調的思想是，人是“性本惡”，而不是“性本善”。我對這個哲學問題不感興趣，不過，我有理由懷疑，賈平凹兒時沒有玩過真槍。

真槍是斷斷不能示人的。當“*”轉入派別鬥爭時，我便將那把真槍連同它的神奇來歷徹底藏了起來。後來，我褲袋裡常常塞著一副彈弓，再以後，塞著一顆假手榴彈，藉以寄託和消解我對那把手槍的想念。

二十年前，我們全家遷進了縣城。在縣城，我發現人們都很忙，說話、走路、辦事，節奏似乎顯得特別快，而人與人之間，相處得也似乎比較友好。我明白，我們的國家已徹底結束夢魘日子，進入了經濟大建設的時代。我的工作也很忙。慢慢地，我將那把手槍給淡忘了，褲袋裡塞的也不再是彈弓、手榴彈，而是記滿了各種數字和符號的筆記本。

不過，時隔十多年之後，我又頑強地想起了那把手槍。但我不敢多想，更沒有回老家尋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