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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相讓，讓眾多的旁聽者又看了一場精彩的好戲。

租界臨時法院自是支援盛方頤一方，不久又宣佈盛方頤勝訴，也應當得到該項遺產的七分之一。七小姐和八小姐在法律界的支援下，終於打勝了這場官司，拿到了自己應有的份額，儘管付出了高昂律師費。但這畢竟是一場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官司，從此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問題就有榜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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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車間裡的最後歲月

抗戰期間盛氏家族發生了很大變化——盛升頤去了重慶，是孔祥熙、宋藹齡的所謂“公館派”的人，勝利後以接受大員的身份回到上海後，開始的時候很風光，在永嘉路買了地，蓋了樓，但是不幸很快在股市上大裁跟頭。盛重頤在上海做房地產生意，原先是大發其財，大紅大紫，成為盛家後人中最富有的人，後來不幸也栽在股市上，一蹶不振。盛恩頤原本就是花錢能手，狂賭成性，抗戰勝利時已經在花兒子的錢了。抗戰八年，盛氏家族的面貌幾乎全變了。

幾個小姐嫁得都很風光：四小姐盛樨蕙嫁給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兒子邵恆；五小姐盛關頤嫁給福建藉富商林微閣；六小姐盛靜頤嫁給南潯首富劉鏞的孫子劉儼庭；七小姐嫁給莊夫人的一個內侄莊鑄九，在上海銀行做事，還主辦過上海銀行創辦的《旅行雜誌》；八小姐盛方頤嫁給大鹽商周扶九的外孫彭震鳴。

1949年上海解放，盛愛頤選擇了留在上海。可惜在上海的幾十年間，她有很多日子過得不愉快。

1950年代上半期情況還好，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路口附近的愉園小區8號。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處很好的聯體花園別墅區，獨立門戶，樓高三層，樓下有一方花園，七小姐在裡面種植了一些果樹和盆花，日子過得還挺太平。平時丈夫上班，兒女上學，她在里弄裡參加些社會活動，主要是當里弄小組長，負責管理、督促街道和居民小區的清潔衛生，也參加了居民區的文化掃盲工作，幫助那些不識字的家庭婦女認字、讀報……這些對她來說都是小菜一碟，輕而易舉地就對付了。業餘她還要練練毛筆字。她能寫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朋友中常有人來討她的墨寶，她的案頭就經常是忙碌的。1956年公私合營以後，雖然自己的固定資產沒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起碼生活還是安定、富裕的。

到了1950年代末期，社會生活漸漸亂了套。先是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副食品供應非常緊張，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一日三餐都成了問題。後來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她的丈夫莊鑄九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兒子莊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農村勞動改造。女兒莊元貞浙江美術學院（現為中國美術大學）畢業後，由於家庭出身的牽累，被分配到福建省教書……更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時，他們的房子被造反派佔據了，家中細軟被搜刮殆盡，她被趕到五原路上一棟房子的汽車間裡居住，受盡磨難。

造反派給七小姐安排的汽車間比其他的汽車間還要“惡作劇”——那棟樓的化糞池口竟然就在汽車間裡！每過一段時間，就有一輛拉糞車停在門口，拖出一根長長的管道伸到那汽車間的化糞池口裡，“突突突”地抽糞……

丈夫病逝以後，七小姐就一個人住在這裡。

面對這一切變故，七小姐表現得異常冷靜。她心裡明白，“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世家大族向來都是“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何況盛家從盛隆開始，已經富了四代。她太明白世態炎涼了，也太明白運動是怎麼一回事了，所以一切都見慣不慣，一切都順其自然了。

然而她那些在海外的眾多親戚和朋友，聽說她在汽車間受難，無不為之感嘆唏噓，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不斷寄錢寄物來。尤其在她生病的時候，她那在日本開留園飯店的侄子盛毓度，總是不斷匯鉅款來供其治病。每當又有雪茄煙抽的時候，她就拖一隻小椅子，優雅地坐到門口來，從層層煙霧中，觀看五原路上的人來人往。

那時的五原路還是一個馬路菜場，路上買菜的、賣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並不認識她的人從她門口走過，從她手持雪茄煙的坐姿，和那芳鬱的雪茄香味判斷，這定是哪個豪門望族的落難小姐了。當一位朋友告知他，這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令她安慰的是，女兒莊元貞成長為著名的工藝美術師，有多項作品在全國得獎，有的還被送到國外展出。女婿周荷生擅長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