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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過一道反對基督教徒的詔書。公元180年3月17日，馬可·奧勒留因病逝於文多博納（維也納）。

斯多葛派對人們的要求是：遵從自然而生活，或者說，按照本性生活（nature有“自然”、“本性”兩層意義），而所謂自然、本性，實際上也就是指一種普遍的理性，或者說邏各斯（在某些方面類似於中國的“道”），或者說一種普遍的法（自然法的概念就是由此而來）。自然──本性──理性──法，不說它們有一種完全等價的意義，它們也至少是相通的，並常常是可以互用的。而作為一種理性存在物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一種分享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一種能認識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安東尼在《沉思錄》中常常講到一個人身外和身內的神，講到身外的神（或者說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給了人的理性靈魂（即身內的神），人憑內心的神，或者說憑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認識身外的神，就能領悟神意。他說的其實也是這個意思。我們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裡所說的理性主要不是對自然事物的認識，而是道德德性的踐履，所以，理性和德性又聯絡起來了。

斯多葛派哲學家對個人的德性、個人的解脫看得比社會的道德改造更為重要，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個人無能為力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上。所以，他們特別注意區分兩種事情：一種是在我們力量範圍之內的事情；一種是不在我們力量範圍之內的事情。許多事情，例如，個人的失意、痛苦、疾病、死亡，社會上的醜惡現象等等，這些往往並不在我的力量範圍之內，但是，由於所有對我發生的事情都是符合宇宙理性的，我必須欣然接納它們。我也可以做在我力量範圍之內的事情，這就是按照本性生活，做一個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這是什麼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的，誰也不能強迫我做壞事。在斯多葛派哲人對德行的強調中確實有許多感人的東西。例如，安東尼談到：德性是不要求報酬的，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不僅要使行為高貴，而且要使動機純正，要擯棄一切無用和瑣屑的思想。要使自己專注於這樣的思想：即當你在思考時，別人問你想什麼，你任何時候都能立即坦率地說出來。而且，不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還要付諸行動，行動就是你存在的目的，全然不要再談論一個高尚的人應當具有的品質，而是成為這樣的人。

總之，斯多葛派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是一種擺脫了激情和慾望、冷靜和達觀的生活，他們把一切對他們發生的事情都不看成是惡，認為痛苦和不安僅僅是來自內心的意見，而這是可以由心靈加以消除的。他們恬淡、自足，一方面堅持自己的勞作，把這些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應分；另一方面又退隱心靈，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寧靜一隅。斯多葛派哲學的力量可以從它貢獻的兩個著名代表看出：一個是奴隸出身的埃比克太德，另一個就是《沉思錄》的作者，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他們的社會地位十分懸殊，精神和生活方式卻相當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安東尼作為柏拉圖所夢想的“哲學家王”，他的政績、他所治理的國家狀況卻和理想狀態相去甚遠。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斯多葛派哲學精神的巨大力量，看到它如何泯滅社會環境的差別而造成同一種純淨有德的個人生活；另一方面又看到這種精神的相當無力，它對外界的作用，對社會的影響幾近於零，因為它本質中確實含有某種清靜無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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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一：一本寫給自己的書（2）

美國一位教授、《一生的讀書計劃》的作者費迪曼認為《沉思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說它甜美、憂鬱和高貴。我們可以同意他的話，並且說，它的高貴，也許是來自作者思想的嚴肅、莊重、純正和主題的崇高；它的憂鬱，也許是來自作者對身羈宮廷的自己和自身所處的混亂世界的感受；而它的甜美，則只能是由於作者的心靈的安寧和靜謐了。這幾個特點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比方說，當我們談到《沉思錄》的最後一段，即說從人生的舞臺上退場的一段，我們既感到憂鬱，因為這就是人的命運，人難逃此劫。即使你覺得你的戲還沒有演完，新的演員已經代替你成為主角了，這裡的憂鬱就象卓別林所演的《舞臺生涯》中那些老演員的心情：苦澀而又不無欣慰，黯然而又稍覺輕鬆；另一方面，我們又感到高貴，因為我們可以體面、莊嚴地退場，因為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並給新來者騰出了地方。

我們也要記得，《沉思錄》是寫給自己的，而不是供出版的，而且，這裡是自己在同自己對話，字裡行間常常出現的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