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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部分都很年輕，聰明、健康、敏感，甚至英俊。

比之常態社會，高牆裡的人際關係更為錯綜複雜，這些違法精英個個來者不善，病房三天兩頭出案子，管教科經常要進行偵破。和一般人際環境相比，他們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更加爐火純青和登峰造極。到後來，我們這些漸漸熬出年頭的“政府”，可以說是曾經滄海，見什麼也不怪了。如同面對一套你已熟知並能分解動作的拳術，無論操練者把那路數表演得多麼眼花繚亂，你也知道那一招一式的說法和來路。

長期不懈的觀察，訓練了我的眼光。解讀一個人的顏面，傾聽一個人的表達，判斷其可信程度、生命背景和人性特徵，漸漸成了我的一種癖好，或者說是一種能力。

三

我相信犯罪是可以預防的，而且，相對於改造來說，預防可能更為有效和更為人性化。

和從事管教的專業警員相比，警醫與病犯同在高牆裡的那種沒有對立情緒、若即若離的關係，更容易獲得他們的信賴，也更容易保持與他們的對視和互審。

後來我發現自己不可救藥地喪失了作為警醫最為重要的“階級立場”，同情起這些被剝奪了自由的同類來。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同情，並非指冤假錯案——那是一個更為沉重和需要發掘的話題。我同情的是那些在任何國家都會被繩之以法的真正罪犯。

他們也是父母所生，當他們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曾經和我們一樣，並沒有註定要成為罪犯。在他們成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之前，往往也是無邪、無辜的。

叩問人性（3）

一個嬰兒從出生到長大，特別是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齡，沒有人告訴他要彬彬有禮，他就永遠不知道什麼是禮貌；沒有人提醒他要講衛生，他就永遠不認為隨地吐痰有什麼錯；沒有人教會他要自食其力，他就永遠不覺得嗟來之食怎麼不好；沒有人要求他與人為善，他就永遠意識不到傷害他人是不道德的；沒有人對他進行生命教育，他就永遠不懂得珍惜自己，熱愛父母、親人，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靈。

多次向大牆裡的人詰問，你當時沒有覺得自己的行為觸犯了刑律嗎？答案是多元的，或是知道，但一時衝動，沒管住自己；或是不知道，從未聽說過，這就是犯罪；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的亡命徒——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反人類情緒。也就是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原本是可以避免犯罪的。

第一位和我坦誠對話的罪犯，是醫院的外役犯，因文革私設公堂致人死亡被治罪。誰也不相信一個出生在高階知識分子家庭、文質彬彬的青年會出這種事。他說：我當時昏了頭，他們審人我記錄，目睹了一個生命的終結，還以為是革命行動。後來同案犯被正法，他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半輩子就這樣完了。但他對母親極其孝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罪犯皆惡人的概念第一次在我心中動搖。

一個文革前的大學生，據說因和單位領導鬧僵了，逃出境外又潛回，從事間諜活動。由於服刑，他外貌顯得很蒼老，但無法掩飾一身的書卷氣。他十分勤奮，只要有空，就坐在一個角落讀書，有時是英文，有時是俄文，有時是中文。他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但他說，要不是備受歧視，我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其實我並不願意為外國人服務，只是想要他們的錢。

一位老實巴交的農民，從人販子手上買了一個未成年女孩做“妻子”，服刑後，他始終想不通：我花錢買媳婦怎麼就犯法了？我說，你想過沒有，人家孩子才十四五歲，一個還沒有到法定結婚年齡的女孩，被人拐賣，又被你強迫為“妻”，她爸爸媽媽什麼心情？他想了半天說，我們那兒都這麼娶媳婦，我花了好幾千塊錢呢。

最可惜的是一個十六歲男孩，一次和同伴為誰掏錢請客而爭執，好鬥的同伴掄起了拳頭，他怕自己吃虧，情急中掏出隨身帶的水果刀直插對方肋下，見同伴受傷倒下，他又背起對方往醫院跑，一個沒有任何殺人動機的孩子，就這樣毀了自己的朋友，也毀了自己。我問：你怎麼就敢拿刀捅人？他說當時哪想那麼多，從小被寵慣了，不肯吃虧，誰知道水果刀也能捅死人，這一虧可吃大了。

對於這些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正常人，觸犯刑法，罪有應得。

但是，從社會和家庭的角度看，如果透過社會犯罪預防體系，使這些原本沒有犯罪動機的人得到人性關愛，接受法制教育，學會自律，遵紀守法，犯罪現象是不是會有所減少呢？

四

人性是什麼？教科書上的定義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