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十八歲那年，我的頭頂被國徽照耀著，走進了一面後來對我產生巨大影響的高牆。

那牆裡其實是一所醫院，但因有著高牆電網和森嚴崗樓而與眾不同。

我的警服外面罩著白大衣的警醫生涯，差不多延續了二十多年，其中雖有幾年在外學習，但我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卻始終沒有脫離這一特定環境。

一

大牆裡的醫院也是醫院，也有內科、外科、手術室等；唯一的不同是，它獨一無二地設有一個叫做“管教科”的機構。

我對人性最初的叩問，就是從管教科一摞摞卷宗開始的。

管教科長是一個瘦小精幹、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姓吳，陝南人，復轉兵，文化不高。他偶然發現我是一個精力過盛的無事忙，能寫又快又整齊的鋼筆字，便認定奇貨可居，像對待任何可以無償利用的警力資源一樣，我被他開發成了管教科的編外秘書。吳科長非常精明，管人很有一套。“沒有人天生甘心失敗，‘號子’裡也得爭高低。”這是他能夠有效管理服刑人員的全部理論基礎。

在這裡，住院的病人被稱為“病犯”。一樣的體溫脈搏單，一樣的病歷首頁，一樣的病程記錄，只是所有的病歷夾裡，都有一頁案情記錄。另有服刑的醫生、護士和技術人員，從事同樣的專業，但身份和待遇與我們截然不同。

高牆裡面是一個小社會。幾乎社會上所有的行當，裡面都具備。可以這麼說，在外邊幹什麼，進來大多還幹什麼，比如工人開機器，農民耕種或燒磚坯，醫生看病，教師授課；還有理髮的、釘鞋的、修表的以及裁縫、大廚，各就各位，各司其職。

當時他們穿的服裝用兩種不同顏色縫製，褲腿一紅一藍，上衣中分，涇渭分明，號稱“陰陽服”。

他們稱我們為“政府”。當我第一次被人在姓後邊貫以“政府”，有了一個聽起來陌生、古怪的稱謂時，曾極其不知所措。

最初，我很戒備他們，內心有一種深深的鄙視、警惕和恐懼。

因為工作，漸漸和他們熟悉，知道了許多人背後的故事，這些故事比後來某些媒體制造的心靈獨白什麼的，不知道怪誕和離奇多少倍，它們更真實、沉重和不可思議。二十多年裡，每一個來做檢查或者治療的服刑病人，都有機會等待我對他們病史、家族史的詢問，而這種詢問，很自然就會轉到諸如“你怎麼進來的”這類話題中。粗算起來，與我談過話的病犯，應該不少於上千人次。至於與那些在醫院工作的服刑醫生、護士和刑滿釋放留院就業人員，接觸、交談的機會就更多。

被長期監管的人，常常會走向兩個極端，要麼喋喋不休，要麼沉默不語；碰上前者，我多半洗耳恭聽；碰上後者只好循循善誘，後來我便落下了熱愛說話和好為人師的毛病。

接觸多了，交往便隨意起來，有時甚至像對待普通同事那樣，偶爾也會開個玩笑。

但是，對他們，你不能輕易相信，當然也不必時刻懷疑。

二

由於管教科長的厚愛，以後的若干年裡，我得天獨厚地閱讀了數以萬計的案例。我對法律概念的一知半解，歸功於管教科檔案櫃裡不斷吐故納新的卷宗。那時，幾乎所有病人的案情都由我摘抄，直到幾年後管教科長調走。當然，我的勞動並不全是義務的，科長工資低，子女多，負擔重，我“笑納”了許多他家無力購買的肉票、蛋票和糖票，使我得以在食堂寡淡的大鍋飯之外，偶有香腸、茶蛋或者奶糖調劑。

。　想看書來

叩問人性（2）

每當面對厚厚的卷宗，我和管教科長總是各有期待。他希望我迅速將冗長的文字變得一目瞭然，而我卻常常長時間地陷入對案件本身的思考。那些比任何小說、戲劇、影視作品都曲折、兇險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經常使我的信仰遭受嚴重打擊，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人性已經退化，人類正在墮落。

但是後來我改變了這種看法，並且相信人性是可以解讀、人類是可以教化的。

有一個時期，我的崗位在心電圖室，幾乎所有新入院的病人都要在這裡進行心電圖檢查。

連線病人四肢的是紅黃藍黑四種顏色的導線，電極被置放在他們心前區；隔著肌膚，他們胸膛裡跳動著的是與常人無異的心臟；只需幾分鐘，就可以從一張從機器裡緩緩吐出的窄紙條上，判斷病人心臟的功能——紙條上的曲線，可以披露心跳的秘密。但是，那些電極卻無法穿透他們的胸腔，讀取他們心靈中的秘密。

一開始，我習慣先看病歷，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