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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感謝自己，感謝我們在不能把握歷史、不能把握社會的侷限下，把握了我們的出生，把握了我們的成長，把握了我們的生存，把握了我們的命運。正如《國際歌》的作者歐仁·鮑迪埃所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感謝自己，也是一種感恩。

夯　歌

又想起那段曾經拂擾我心靈的旋律和與它相伴的日子，竟在舞廳裡。那天，應友人之邀，難得地捨出整整一個晚上，只想領略一番讀書以外的怡悅。

舞廳不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儘管我很迷戀那種用身體表達情感的韻律與展放。平時，我喜歡把時間揉碎，一小塊一小塊地消磨在書桌旁，品嚼別人的文字，也炮製自己的文字。只有實在禁不住誘惑的時候，才偶爾進一次舞廳。

小號和薩克斯像一對互訴衷腸的戀人，纏纏綿綿地吹奏著德沃夏克“自新大陸”中那段膾炙人口的樂曲，令人怦然心動。

我只會一種舞步，還不熟練。舞伴卻十分出色，一個快而穩健的旋轉，把我捲進舞池，便覺得如夢如痴了。跳舞的最大妙處是可以讓思緒心猿意馬，隨著音樂而沉浮。下意識地和著節拍，腳下卻遲遲疑疑，走得格外夾生。在一種莫名其妙的錯覺中，好像赤足踩著柔軟酥香的泥土，心中湧起一串飄忽不定的音符。

那是一段久遠、空曠、質樸而又沉重的旋律，從天地間傳來，朦朦朧朧的。

一曲終了。舞伴問：“怎麼，你的情緒，漫遊到哪兒去了？”“對不起。”我說，有點兒心不在焉地。音樂再次響起，耳邊樂聲綿綿，心中卻掀起波瀾。

我的注意力還是不能集中。彷彿又走在了千山萬壑中，頭頂是深邃悠遠的藍天，腳下是堅實渾厚的黃土。鞋跟輕輕滑過光潔的地面，藍色的華爾茲在流光溢彩中旋轉，與心中的渾厚和凝重交融，於是，我捕捉到了那段潛藏在心底的旋律，一首拙樸、亢奮的夯歌。

當年我插隊的小山村，有一位遠近聞名的“傘頭”。所謂傘頭，就是陝北大秧歌的領舞者。據說，傳唱《東方紅》的李有源就是一個出色的傘頭。村裡那位傘頭好嗓子，好人才，好心地。他教我們學會了一首無詞的歌，“嗨呦呦嗬嗬嗨呦，嗨…呦嗬呦嗬……”；那是在打夯，抬石頭，乾重體力活兒時唱的勞動號子。

第一次聽到它時，我簡直不能相信，世界上竟有這樣壯美、放達而又悽婉的歌，曲調古老、簡潔，歌詞虛無，卻意味深長。它在訴說什麼？開天闢地的盤古？還是煉石補天的女媧？亦或是矢志填海的精衛？

人類的第一聲引吭，謳歌的是創造了人類的勞動。

謳歌勞動的夯歌似乎容易使人傷感，卻也容易使人在傷感中振作。粗糙的槓木壓在纖弱的肩上，堅韌的麻蠅嵌進細潤的肌膚。當我們蹲下去扶著同伴的肩，緊咬牙關，雙腿顫抖著奮力站起來的時候，傘頭便長吼一聲“抬起來囉！”接著，一聲號子震天動地。那一刻，我懂得了什麼是沉重。

歌聲中，人們的精氣聚斂在一起，步調一致，風雨同舟，生死與共。那種能移山填海的力量，像胎兒在母腹中的躁動，像車輪在鐵軌上的轟鳴，像火箭在衛星基地的騰空，那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像一切奇蹟的源泉。

記得有一年發洪水，我們斷糧了。一碗黃豆，一捧大米，我們十幾個人竟堅持了整整三天。一次我孤身與狼邂遇在山裡，周旋半日竟奇蹟般地生還。老鄉說我命硬，我說那是我命重啊。

沉重，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命運。生活的磨難，使我們的血液中被浸入了一份蒼涼的責任，又有一絲不堪重負的潸然，它承載著無以釋去的生命之重，伴我們兢兢業業地感受生活。儘管在情緒浮躁的時侯也會到舞廳去尋找輕鬆的感覺，但是，即使逍遙在歌舞昇平中，那種承重之感也無法離我而去。

我們這一代，註定要終生負重，就像那首虛無古樸的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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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人性（1）

想寫這個題目，有賴於我當過知青、穿過警服，並從醫多年的經歷。回憶這段經歷，需要把時光回溯到上個世紀下半葉。

和許多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一樣，我曾經狂熱地嚮往國防綠。比大多數知青幸運，我只插隊兩年，因一次額外招工進了“公檢法”，雖然沒有馬上穿上軍裝，也算圓了當兵的夢——那時的警服和空軍服相似，僅以帽簷上是國徽而非紅星為區別。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頂戴國徽似乎更為神聖。

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