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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不再難以逾越。拐過陡峭的山路繞到山後，前邊已經是一片坦途。

女兒的故事似乎說明，如果困難是一座山，如果這座山無法靠個人努力就可以被征服，那麼，也許不一定非要攀過去，拐個彎一樣可以到達山那邊，沿途的風光也不一定比山上差。？

遇到困難拐個彎，有時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枕讀易經

以前說過，好書得躺著受用。但枕上讀書多半囫圇吞棗，就像吃飯，躺在床上進餐肯定消化不良。如若指望知書達理，就得在書桌前正襟危坐，要不怎麼教室裡沒有床都是桌椅？孔老夫子肯定知道躺著唸書不長學問。

好在家裡有床，也就養成了枕讀的習慣。

大約十幾年前，中國大陸突然興起一股易經熱，朋友見面時興說兩句“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類的專業術語。我怕擠熱鬧，如街上遇有好事者打架，別人圍一圈時絕不摻和，等看熱鬧的走了才湊過來瞧瞧。讀易經也是這麼回事——別人熱讀的時候旁觀，待大家熱勁散了，才在一位小友的誘惑下，找來一兩本書掃盲。

讀得最多的其實不是原著，乃臺灣學者南懷謹老先生講授易經的大作——為的是急用先學，立竿見影。

南先生說易經是不宜讀懂的，若是算出今天出門得摔死，多沒意思？我想，南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說人生得有點懸念，好比摸麻將牌：為什麼多少英雄好漢痴心戀戰，萬里長城永不倒？過去我總是納悶那玩意有什麼意思，直到上了一回牌桌——一張一張地摸起來，才知原來變化無窮，樂在其中：贏的不捨，輸的也不捨——摸牌永遠讓人存著希望，沒準下一張正是你想要的啊！後來我就明白那玩意有多大魅力了，趁著還沒怎麼會，趕緊金盆洗手，否則絕對上癮！

打牌的樂趣就在於總有希望，如果早早知道一手牌都是什麼貨色，就是“天和”“地和”可能也沒什麼勁了。人活著也是一樣，一百歲三萬來天，就像打幾百圈牌，一日日地過下去，天天都有懸念，今日沒意思，明日天降餡餅也沒準，就這樣明日復明日地盼下去，等著也許有、也許沒有的那張好牌，不就把個平庸的日子活出希望、活出滋味來了嗎？

打麻將時，每一局摸牌總要找個地方下手，於是得擲色子。用易經測算也是一樣。易經的八卦圖是一個圓，從任何一處切入，都可以圓其說，它其實是解釋學的萬用表。一次，一個朋友試著用八字算命，竟然發現隨口報上一個日子，算出來都與自家本性相符，換個八字再算，還是覺得有理，咿呼籲！他驚歎：原來放之四海皆準！

從此對易經充滿敬畏，不再相信今人能讀懂它。誰知道我們的祖先想透過一幅玄妙的八卦圖和一些看似暢曉明白其實深奧無比的文字，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呢？是預測他們身後的世界將要發生哪些重大事件，還是判斷這顆人類賴以生存的星球何去何從？易經的圖形和字元裡是否隱藏著現代人根本不可能真正解讀的密碼？

大慧大智，我們的祖先！反正也是不懂，就不必誠惶誠恐地坐在書桌前了。想讀的時候，索性捧著易經仰在床上，舒舒服服地枕讀罷了——只要先人不怪罪。

昨天的老柴（1）

那時候聽柴可夫斯基——老柴，和現在很不一樣，有一種新奇、神秘，甚至偷偷摸摸的心情，而這種感受更能吊人胃口，令人興奮。

八塊錢從委託商行買的老式唱機，是一個四四方方的深棕色木殼匣子。如果現在把它擺在桌上，估計沒人能認出是什麼玩意兒。它最富個性的特點是轉起來像一個鏇歪了的陀螺，忽悠忽悠的，那音樂就帶上了總譜裡所沒有的起伏，使我在聽它的時候，身體老想跟著一塊兒搖晃。

初聽老柴是在小學五年級。由於對某種莫名其妙的物質過敏，我連續兩個學期休學在家。那時候覺得每天日出日落的過程無比漫長，除了吃、睡，百無聊賴中只有兩件事還有點意思：一是聽音樂，二是看解剖圖譜——雖然它們之間風馬牛不相及！

音樂唱片僅有三張，所有權不歸我。主人怕唱片被粗禿的唱針磨壞，總是鼓動我聽相聲，如侯寶林先生的《戲曲與方言》，這樣使我在聽老柴時少了一些理直氣壯。侯寶林先生說相聲聽起來比較正常，不像老柴的音樂那樣飄忽不定。三張唱片我只聽得出《天鵝湖》，後來才知道另兩張是《第一鋼琴協奏曲》和《悲愴》，作曲家被我們叫做“柴司機”。

至於讀《人體解剖圖譜》，基本上是地下活動，因為它來路不正，是我從鎖著的書櫃裡順出來的。行竊技術不復雜，只要稍微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