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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桃李天下、學生中名流輩出的倪老師，竟不介意學生不成氣候。他說：“沒有再上學；不是你的責任，後來的路，也不盡由你選擇。只要努力了，不管成就如何，老師都會高興，為什麼不來見我呢？”

於是我不能原諒自己想“混出個人樣兒來讓老師看”的那種虛榮。可以告慰的是，半生坎坷，多少次與機遇失之交臂，我仍然沒有自暴自棄。有人說，少年時如得到賞識，日後多半勤奮進取，這大概就是心理學上著名的“皮格馬利翁效應”吧？　我的不肯墮落，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年倪老師的激勵。

再見恩師，轉眼又是三年，這期間僅去過他家一次。那天他買了很多好吃的款待我，而我只坐了半小時就趕去加班了。後來又找他，是有事請他幫忙。倪老師退休後幹起了律師本行，那時我正為單位草擬準備簽約的合同，於是打電話討教。倪老師特意邀來他的老友，一位經濟律師一同出謀劃策。當我如約來到位於中山公園附近的律師事務所時，遠遠看見倪老師早已在路邊等候。聽我談了大致情況，他便建議留下材料，待和朋友研究後，寫出書面意見。當時我因另約了一位朋友去前門辦事，於是匆匆告辭。

恩師如父（2）

倪老師執意要送我。推辭不過，只好替他推著腳踏車，邊走邊聊。我們沿著中山公園的紅牆行至長安街，又信步到公園南門，幾次勸他回去，他都不肯。陽光下，我發現他的步態已經有些遲緩，面相也顯出蒼老，不再是從前精力充沛的樣子。

直到走過天安門，他才止步說，“你去吧，平常工作勞累，要注意身體。”

我走了。幾番回首，他還在風地裡站著，任衣襟隨風抖動，像一面旗幟。

幾天後在單位接到收發室電話，原來倪老師來過，送來一隻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裝在信封裡，盒內還有兩塊怪石——他知道我喜歡石頭。

後來我打電話給他：“倪老師，那份合同，本當我自己去取的，勞您親自送來，真過意不去。您怎麼不順便到辦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擾了。合同送過去，怕耽誤你用。”他平靜而溫和地回答。

我的心頭一熱。為了我的合同，這樣冷的天，竟讓一位古稀老人獨自騎腳踏車從西城趕到東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師事務所走得匆忙，居然連一件小禮物也不曾帶給他。

不久，他又透過收發室轉送一包東西給我，裡面是一本精心裝裱的文冊、一枚印章和一封信。連忙拆開信看，倪老師寫道，文章他已一一讀過，有的還點評了。他說：“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裡都非常高興，有時間可要多寫啊。”又說，“印刻得不好，久不動刀，手生了。以後有好石頭，另刻一方送你。”開啟文冊，竟是我發表過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潔潤澤的印章，用篆字鐫刻著我的名字。丈夫見我捧著信、文冊和印章發呆，便湊過去看，良久才說：“你的老師對你真好啊。”

寫到這裡，想起又是好久沒見倪老師了，總說忙，電話都很少打，偶爾寫一封信，談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於是匆匆掛通一個電話，方知倪老師依然在忙，他正應一家雜誌之約撰寫關於素質教育的文章，聽到是我，格外高興。我知道他最願意聽到學生的訊息。記起他曾在一封信中說到某位做了名人的學生，小時候也是花了他許多心血的，如今成了氣候，似乎業已不記得自己的老師。那封信寫得很傷感，字裡行間流露出些許失望。

師生如父子（女）。老師於學生，只有付出，而不求回報。如果學生有了名氣，便可以不屑他的老師，還不如寧做無名之輩。但願天下做學生的，不管功成名就還是碌碌無為，都不要忘記畢生教書育人、盼望學生前程錦繡，自己卻嗅一輩子粉筆沫的老師。

儘管少年時代的理想已經褪色，但我如今依然在奮力拚搏，哪怕僅僅是為了回報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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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席看人

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周明來電話，邀請我和先生參加一個陝西鄉黨的聚會，祝賀陳忠實的《白鹿原》獲茅盾文學獎。地點在西單六部口附近的一家餃子館，老闆也是陝西人。

我不是陝西人，可我在陝西呆的時間比許多正宗陝西人還長。正因如此，使我很難擺脫那種黃土情結，就把自己當成老陝了。我們到時，包間已被佔據了“半壁江山”。不知道闖京城的陝西老鄉究竟有多少，總覺得那片黃土地上養育的人很容易成為文化精英。放眼打量，見過的少，不認識的多，兩位漂亮女士正像發牌一樣散著名片。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