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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其實是多元的，在我那個年齡，不可能不被打上時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對掙脫父母羽翼、爭取獨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對“出門”的方式不加選擇——本來我就是那種顧前不顧後、只看眼前不計後果的人。還有一個在當時不便示人的原因：由於父親“出了問題”，本已被部隊接兵幹部看中的我慘遭淘汰，出於少年人的虛榮，我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不得不把對綠色軍營的嚮往，轉向了更加廣闊的綠色原野。

我從小胸無大志，成年以後，給自己定的最高標準是做一個有品味的散淡閒人。而在現實生活中，則既無品位，也不得閒，只剩下一個“散”字。確切地說，它是一種經歷過泥土塵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鄉，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劇烈的一次突變，少年時代追求的那種自由意志，其實是不存在的。儘管鄉下的生活遠非我所想象，我也並沒有因此而獲得真正的自由。它帶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絕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說清的，但鄉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鄉下的生活啟用了我的思維，鄉下的事開闊了我的眼界，鄉下的人教會了我如何面對逆境。鄉下使我瞭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狀態，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嬌氣與矯情，虛偽與做作，怨氣與浮躁，使自己更接近於一個純粹的人。

這就是我所能夠想得起來的我到底為什麼下鄉的主要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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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的冬天（1）

我是在一個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從此開創了我獨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當我提著簡單的隨身用品走出家門時，心情有些異樣，因為這是一次和往常離家不一樣的出門——儘管未滿十七歲的我，由於從小喜歡旅行，從家裡出發的事情已經經歷過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義凜然的離家出走。

這一次卻不一樣。大宗行李早已託運到車站，一隻雜木箱子和一個行李捲——我下鄉落戶的全部家當。同行的是幾千名年紀相仿的少年，啟程儀式極為隆重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行。

廣場冷峻而空曠。集合在可容納上百萬人的廣場上，越發顯得我們渺小。那天究竟在那裡進行了什麼儀式早就忘記了，記憶裡只剩下刻骨銘心的寒冷。

儀式結束後出發，北京站人山人海，無數送行者已經在站臺上等候。按規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親屬進站送行，送我的是母親。當我在人流中看見醫生出身、從不當人落淚的母親竟然紅腫了眼睛，就沒敢再看她一眼。

車輪被蒸汽車頭拉動的瞬間，車廂裡、站臺上原先還是沉悶的嗚咽突然如同山洪爆發般響成一片，那驚天動地的哭喊聲，蓋過了火車的轟鳴。

那一刻我離開了視窗，怕看見站臺上哭泣的人群，特別是怕看見母親憂鬱傷心的目光。

我居然沒有落一滴眼淚。這是一個我記憶深刻的細節。一位送行的老師露出無比驚訝的表情，他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我這樣一個看上去嬌小柔弱的女孩，在被髮配遠鄉的時候，怎會如此堅強？其實，沉默也是一種表達。在當兵不成、留北京無望的情況下，毅然選擇下鄉，是我唯一的出路，因為我知道，父親正在難中，如果我不走，母親將會被造反派攪得無一寧日。

就這樣帶著對未來的一無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隱約著一種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遠，只有地圖上的概念——那裡被稱作革命聖地。

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上邊的號召是“紮根農村一輩子”。

然而，畢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隨著車輪的飛轉，車廂裡熱鬧起來，笑容重新回到一張張稚氣未脫的臉上。

火車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疾馳了一個晝夜，當新的黎明來臨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了黃土高原。路還在鐵軌下延伸，窗外景緻已是別有洞天。車到西安，站臺上擠滿敲鑼打鼓但顯然是例行公事的歡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辦的回應。

從西安出發繼續西行，幾小時後，我們到達西北煤城銅川。

按行程，似乎應該在銅川住一夜，但實在想不起來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記憶的引擎可以搜尋到這一路經歷的無數細節，唯獨在這裡留下一個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們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貨車，奔赴延安。剛下過雪，氣溫達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積雪被凍得硬邦邦的，為了防止打滑，車輪上綁著鐵鏈。據說由於下雪，兩次推遲了起程日期，但為了讓我們到延安過一個“革命化春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