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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動與靜、戰與和的辨證。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求之不得。疾病能縮短人的生命過程，也能使人變得冷靜。在身體和心靈均已受過病傷以後，除了渴望健康，我已再無更多祈求。漸漸地，就學會了自嘲，學會了阿Q精神，習慣了放棄，變得謙和、寬容，越來越好說話。凡人、凡事，能不在乎就不在乎，能不計較就不計較。把一些功利、實惠也看淡起來，息事寧人，情願把好事拱手相讓。於是，日益被一些人看不起，也日益被另一些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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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知（2）

當然，我自信這不是消極。享受生命，就不能有過多的奢望，“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羨慕一切健康的人。在知道自己終生都不會真正健康以後，我決定“破罐破摔”，不再刻意養病，不再尋找靈丹妙藥。與其對已經和靈魂融為一體的疾病耿耿於懷，不如與病為善，以一個病弱之軀，像健康人那樣去生活。

後來才知道，我的這種原則，其實很符合當下時髦的“森田療法”，平心靜氣、順其自然，就能營造一個寵辱不驚的好心態。

坎坎坷坷地走過了大半生，儘管早已被折磨得不再靈秀，卻毅然越過了生命的大限，當年算命的和尚若是有知，會作何感想？

病中的閱讀與思考，使我不斷徹悟。有病更知生命的寶貴。久病之後，我比任何時候都熱愛活著的日子。

我要好好受用我的消瘦的時光。

圖片：以病弱之軀，像健康人一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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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綿綿（1）

我的“情人”是一支筆。我和它是那種沒有姻緣的苦戀。

從小鐘情於筆，多半是由作文課勾起的。大約是在小學三年級，就染上了貪寫的毛病，每逢上作文，便無端興奮，老師出一個題目，恨不得編出兩、三段故事來寫，若是被老師當作了範文，更是暗自欣喜，巴巴地盼著下一次課有更好的表現，以為自己將來要當作家了。

讀到五年級，對作文之外的文體發生興趣，不知天高地厚，編起“劇本”，被老師無意中看到，找了幾個同學排演起來，在學校的聯歡會上出過一回風頭。後來又迷上詩詞，囫圇吞棗地背了些詩句在肚裡，便有些躍躍欲試，差點弄出一部“詩集”來。一次，父親的一位擅丹青的朋友來訪，見了我的作文字和圖畫簿已是讚歎，更為驚奇我竟會作“詩”，便慫恿父親：“把孩子的作品寄去發表吧！”父親卻不以為然，說：“區區小兒遊戲，何必當真？”那位老伯到底不肯，當下提筆添墨，非要“和它一首”。只記得頭兩句：“二六幼童，似旭日東昇。

轉眼到了文革，眼看正經滿腹經綸的作家都折了筆，我也只好斷了當文學家的念頭。記得有一次，母親說單位讓寫“批判稿”，當醫生的母親除專業文字外，從不舞文弄墨，見她鋪一張白紙對著桌子呆坐，我便自薦代筆。久不寫作，不覺做得投入。咬文嚼字、堆砌辭藻，幾乎用了所有學過的修辭法，儘管內容空洞乏味，文字卻寫得酣暢激揚。哪知我的悉心創作差點給母親闖下禍事，據說那些不通文墨的造反派認為“含沙射影”、“別有用心”。母親有口難辯，我嫌他們“不讀書不看報”，要去理論，被母親再三勸住。後來才知道，父親蒙難，也多是禍起筆下。此事使我耿耿於懷，又是許久不再動筆。

兩年後到陝北插隊，終於還是舊情難忘，死灰復燃，並且莫名其妙痴上了書信。可惜尚無一位白馬王子可供兩地書傳情，於是頻頻給親朋好友投書致函，鴻篇鉅製、連篇累牘，四處出擊、廣種薄收。其實，我對有無回信並不介意，興致只在寫上。在那些信裡，我興致勃勃地描述陝北風情、方言民歌和我們居住的環境與勞動生活。那幾年，我在煤油燈下勤奮寫就的書信、日記不下十萬言，可惜後來幾乎全部失落。

本以為我這輩子會以筆為生。然而，文學家沒有當成，卻是陰差陽錯，被分配到醫院工作，枉穿了一件白衣。一想到無緣攀上文學姻緣，好不惆悵，只有把筆當作情人。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到醫學院進修，戀筆正在癮頭上，少不得向同窗學友賣弄文才，樂此不疲地替人寫各種文字，當然都帶有當時的色彩，包括思想彙報、心得體會、入團入黨申請書等等，一時間頗有人緣。一次，同寢室的藏族姑娘曲珍，悄悄央我代寫情書，給家鄉駐軍的一位戰士。我欣然應允，很下功夫大作文章，那情書寫得洋洋灑灑，纏纏綿綿，除了抬頭“親愛的大軍哥哥”和落款“想念你的小妹妹”發揮了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