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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扎赫爾大飯店的那個我相當熟悉的老看門人，我說：“請交給宮廷演員凱恩茨先生！”那老頭透過夾鼻眼鏡驚愕地望著我，說道：“您真的還不知道嗎？博士先生。”不，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今天早晨就把他送到了療養院。”那時我才獲悉：凱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來的，他在巡迴演出中面對毫無預感的觀眾，頑強地忍受著劇痛，最後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動了手術。根據當時報紙上的報道，我們還敢希望他會康復。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過他。他躺在那裡，顯得非常疲倦、憔悴、虛弱，在皮包骨頭的臉上，一對黑眼睛比平時顯得更大了。……他苦笑著對我說：“上帝還會讓他演出我們的那齣劇嗎？那齣劇可能還會使他康復呢。”可是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已站在他的靈柩旁。

人們將會理解，我繼續堅持戲劇創作是一件多麼不快的事。而且在我還沒有把一部新劇作交給一家劇院以前，我就開始憂心忡忡。德國最有名的兩位演員在他們把我的詩體臺詞當作生前最後的節目排練完後就相繼去世，這使我開始迷信起來——我不羞於承認這一點。一直到若干年後，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寫劇本。當城堡劇院的新經理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是一位傑出的戲劇行家和演講大師——很快採納了我的劇本時，我幾乎懷著一種不安的心情看著那份經過挑選的演員名單……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員們，卻沒有想到劇院經理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曾打算親自導演我寫的悲劇《大海旁的房子》，並已寫完了導演手本。

但事實是：十四天後，在初次排練開始以前，他就死了。看來，對我戲劇創作的咒語還一直在應驗呢。……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劇《窮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給了我的朋友亞歷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報，問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時為他保留那個主角……

我心裡明白，別人會懷疑我在講一個鬼故事。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釋為是意外的厄運。可是在他們以後，莫伊西的厄運又怎麼解釋呢？因為我根本沒有同意讓他扮演《窮人的羔羊》中的角色，而且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寫過一出新劇。事情是這樣的：許多許多年以後，即1935年的夏天——我在這裡把自己的編年史中的時間提前了——當時我在蘇黎世……他說，皮蘭德婁為了向他表示特別的敬意，決定把自己的新劇作No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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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交給他來首演，而且不僅僅是在義大利舉行首演，而是要舉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說，首演應當在維也納舉行，並且要用德語……但是皮蘭德婁怕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他的語言的音樂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個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隨隨便便找一個譯者，而是希望由我來把他的劇作譯成德語……於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擱了一兩個星期；幾周以後，皮蘭德婁的劇本將用我的譯文準備在維也納舉行國際首演……

……可是真像鬼魂作怪一樣，在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當我一天清晨開啟報紙時，我讀到這樣一條訊息：莫伊西患著嚴重的流行性感冒從瑞士來到維也納；因他患病排練將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會十分嚴重。但是當我去探望我的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館門口時，我的心卻怦怦地跳個不停——我安慰自己說，天哪，幸虧不是扎赫爾大飯店，而是格蘭特大飯店——當年我徒勞地去探望凱恩茨的情景驟然在我腦際浮現出來。可是，恰恰是同樣的厄運，在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又在一位當時最偉大的德語演員身上重演了。由於高燒他已神志昏迷，我沒有被允許再看一看莫伊西。兩天以後，我站在他靈柩前，而不是在排練時見到他——一切都像當年的凱恩茨一樣。

看到第二個演員在開演前死去時，周訓的心裡就開始發冷。和他的小說用語相比，茨威格是以近乎淡然的語氣敘述這一系列事情的，他並沒有特意用許多渲染氣氛和心理的形容詞。可正是這樣有疏離感的敘述，儘量剋制不流露內心情緒的態度，讓人沒辦法對他說的事情產生懷疑。

等看完相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四宗死亡事件，周訓已經明白費城為何會這樣驚惶失措，如果事情落到自己的頭上，恐怕還要更加不堪，現在僅僅作為一個旁觀者，已經手腳冰涼了。

“你是懷疑，懷疑你叔叔的死，和這有關係？”周訓深吸了口氣問。

費城倒是已經完全平靜下來，點頭說：“我叔叔的死有太多巧合，原本就有些蹊蹺，如果茨威格的劇本有著讓人神秘死亡的詛咒力量，我沒法不產生這方面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