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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扛走，第二天一看，猛然間就少了幾棵大樹。漸漸地，竟然有人明著去青崗林砍樹，開始是幾個人去砍一些較細的樹同枝椏一起捆回家。見這幾個人下來，其他人也坐不住了，便陸續有人提著斧子上山，不多久，全寨子的人都去了。“一時間，這片不知寧靜了多少年的青崗林變得喧鬧起來。斧頭砍樹的聲音、大人喊小孩的聲音、大人之間相互對罵的聲音、小孩哭泣的聲音，在青崗林裡響成一片。從青崗林通往寨子裡的路上，也是熱鬧無比，有用扁擔挑枝椏回家的、有用牛馬拖的、有用肩膀扛的，夫妻、父子、兄弟齊上陣……砍伐聲一直從早上響到深夜。”這年春節，寨子裡大多數人家圍在火坑邊，燒著青崗柴，喝著青崗籽酒，好不開心，只有少數幾個老人偷偷流淚。在“摩龍飛瀑”一章中，關於飲水公共資源損壞的事件，更是讓人觸目驚心……

在風俗畫卷裡面，那些關於鄉村的二難逆返，讓我陷入了長考。鄉村社會賴以建立的是什麼？鄉村人性的弱點有什麼樣的啟示性？當下鄉村文化的衝突予示著什麼？結點在那兒？

我們的家園正在異變，曾經的家園正在以難以想見的速度消失。於是，沾雲的筆端流注三種憂患：鄉村的文化憂患、生態憂患、發展憂患。這是作為“覺醒的鄉下人”的文化返視，這是進了城的知識分子對家園的“深度情結”。我們集中地來“檢閱”一下作者的浩嘆：600多年的古寨滄桑鉅變，經濟與生活向好，而作為人文主體的年青人，建好新房鎖著門去打工，剩下老老幼幼留守著一個“空殼”的村寨；晚清貢爺大約死於民國初年，帶去的不僅是一箇舊的時代，還意味著曾經讓鄉村興旺的那樣一種“詩書禮義”的詩性文化的終結；有如“鄉村痼疾”的“癩子”選仲伯死了，“癩子風俗”沒有了，其命運的自然悲劇卻像釘子一樣釘在寨子裡，讓人無法忘懷；青崗林被砍光了，連同風水樹、灌木叢、甚至討厭的刺巴籠，“都沒有逃出那些人為的破壞而從人們的視野裡消失”，“失去了山林的涵養，者要寨子四周的山坡失去了靈氣，到處裸露的石頭讓者要寨子周圍的生態環境變得更加脆弱、土質變得更加貧瘠！有誰能夠想到，如果生態環境繼續惡化下去，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是否有一天也會像那些蹤跡全無的豺狗一樣，因為環境的難以棲身而遠離故土搬遷他方呢？”有種對鄉村家園的終極悲患的味道了；被當作神來供奉和老人來尊敬的老槐樹，不知道多少個年頭屹立在村頭，偏偏在祭祀當晚的雷雨之夜轟然倒塌；家鄉在發展，“合”字形的木屋紛紛換成“口”字形的水泥房，還貼上亮晃晃的瓷磚，人們也很少織布，延續千百年的風俗風情也許很快就走出人們的視野，正被不城不鄉的一些東西取代，記憶中的家園也許正在變成一個新的傳說……

客觀地，當下鄉村無論建設社會主義新村與否，殘酷地面臨著三個轉型：即經濟轉型、文化轉型、生活方式轉型和組織形式的轉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必然向商品經濟轉變，生產方式也必然帶來變革；城市化的步伐快如飛行，舊的儒釋道影響下的鄉村文化必然向城市社群傾向的現代化文化發展，鄉村的生活由於交通、資訊、傳媒的革命，由於工業用品的暴發性使用而發生著深刻的突變，將“農民組織起來”的形式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再到“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從新一輪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今天的探索，這也是一場急風驟雨，如果說五四運動是一次從知識的上層開始的中華民族觀念的革命的話，那麼這一次則是從基層的大眾開始的、城市鄉村並進的生活的革命，我以為這一場生活方式的基礎性革命將比那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觀念性革命要來得更為徹底和深遠。如此一來，這一場革命的成功與否就更為重要，任何一個步驟和佈局的失誤都會帶來難以彌補的隱憂。沾雲沒有歡天喜地的去描述今天農村的變化和發展的希望，因為他的立意本不在這裡（新農村的變化我們留在他的《家園記憶》續集裡去看吧），而在於給我們今天的新農村建設提了一個醒：新農村建設不是單一的，而是立體的；不光要發展經濟，還要發展文化；不僅要改變落後的生活方式，還要保留民族優良的道德理想；不只是建設一個新農村，更要建設一群新農村的主人！因此，新農村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憑藉一兩項扶助的政策就可以達到，而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工程。不光是一項經濟工程、面貌工程，更是一項人文工程、風俗工程！當然，沾雲沒有這樣說，這是我作為一個讀者讀後所想到的，他也沒有必要加進過多的形而上的東西，只要完成一個紀實性敘述的文字就可以了，至於對於文字的認識，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