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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蛇蠍，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尊敬一個男人，稱他為那位君子，那位先生，有一天憎惡他，又可以稱他為那個傢伙，那個壞蛋，他又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西施、蛇蠍、君子、壞蛋，都染了色，都只能代表一種情緒一種意見，看不出真正的事實來。現在，“純淨新聞”在理論上稍居下風，不過記者仍以寫這種新聞為基本訓練和職業的特徵。

新聞記者所受的文字訓練常為人津津樂道。一位記者寫立法院開會審查某一議案，某某委員“竟”未出席，總編輯問他：“你為什麼用這個竟字？你是不是認為他應該出席？倘若如此，你可另外寫一篇短評。”說完，提筆把“竟”字勾去。報導聯考生棄權缺席的人數，不宜說“有三千人之多”，也不宜說“不過三千人而已”，三千人就是三千人。報導一個經商失敗的人死了，只能說“身旁有安眠藥的空瓶一個”，不能說他“服安眠藥自殺”，除非法醫驗屍之後如此宣佈。在香港，一個提琴手失業了，站在行人道上演奏並接受報酬，報紙說他“流落街頭”，他到法院告報館誹謗，結果報館敗訴，因為法官認為“流落”一詞含有惡意。

惟有用這樣嚴格的態度控制文字，才可以做到忠於事實，寫出純粹的記敘文。為了完全瞭解文字的功能，作家應該做這實驗，而這種能力，在創作的時候，尤其在寫小說或劇本的時候，也常常用得著。寫實主義的大師曾經主張，作家的工作應該像科學家一樣，作品完成之後即脫離作家，其中完全沒有作家的“人格”。提出這一主張的人並未能夠完全實踐自己的主張，就文學論文學，也沒有徹底奉行的必要，但是有時候，在某一部作品的某一部分，為了造成某種效果，這種能力可以為作品添一姿采。有一部小說的主角是醫生，可是他在診病的時候完全不像個醫生，作者忘了，醫生在討論病情的時候所用的語言也是十分“純淨”的。

語文功能（2）

文字的第二種功能是論斷。它和前面所說的記錄幾乎相反：一個純潔，一個染色；一個客觀，一個主觀；一個使人知道，一個使人贊同；一個寫外在事物，一個寫內心主張。

什麼是“論斷”呢？且看那個“斷”字，“斷”是一種分辨，一種決定，一種選擇。法官判案叫做斷，他要分辨是非，決定誰對誰錯；記錄，純粹的記錄，只有“是真是假”的問題，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它像是法庭上的書記。法官判案不是要客觀公正嗎？怎能說“斷”要主觀？在法庭上，原告被告各執一詞，都很主觀，法官在原告被告之外、之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法官仍在法律之下，在政治制度之下，政治制度若不同，法律也不同，法官的見解、決定也不同。

觀察語文論斷的功能，最方便的，是重溫一些格言，“要人家怎樣待你，先怎樣待人”，這句話代表一種決定。說這句話的人希望別人舉手贊成，他用這句話做標準，去判斷別人的行為是對是錯。而這句話是對是錯，也常常引起別人的論斷。“先送貨到家，再分期付款”，就代表相反的決定。它的句式應該是“做人處世要像分期付款買東西，先讓他們把貨送來”。這句話也可以成為一個標準，去判斷別人的行為。而這句話也同樣可能引起別人的反對。如果作記錄，寫成：“耶穌說過，要人家怎麼待你，先怎樣待人。”它可能引起的爭論是耶穌到底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記錄是真是假。只有引用耶穌的話去規範人生，才涉入論斷的層次。

“儲蓄金錢的人很聰明，儲蓄時間的人是傻子。”所謂“儲蓄時間”，是指荒廢時間，不加利用。不用說，第一個儲蓄是用本義，第二個儲蓄要用引申義。聰明和傻子兩個詞毫不客氣地染了色，褒貶分明。但是天天在北窗下多睡午覺的陶淵明，大概不承認自己的智力遠遜別人。鼓勵投資和消費的經濟學者未必肯稱讚守財奴。有人在看過《格言大全》之後說：“怎麼有許多格言彼此衝突？”他發現了“論斷”語句的主觀色彩。這正是論斷的作用：它要建立一點什麼，肯定一些什麼，同時排斥一點什麼，否定一點什麼。

我們可以發現，有些語句是沒有“排他性”的。“一個衣著樸素的人，帶著鮮花，從細雨中走過，在墓地徘徊。”“故鄉的河不大，但是有娟秀的面貌，它似乎是錦緞織成的腰帶，而田野就是臥著的女郎。”這樣的句子願意和別的句子並用而不相害。從前有一位名士，生逢亂世，他從未說過一句“論斷”的話，未曾得罪別人。而現代著名的雜文作家出言像利刃，兩者都深曉語言的效能而長於使用。說孟母三遷的故事是敘述，“不要跟殺豬的屠戶做鄰居”是論斷，“我家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