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翁府話（下）(第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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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說來聽聽！”

翁同龢看著唐浩然問道，雖說已經年過六十，但他還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話給吸引了，那日本的變法維新，到底有什麼可以借鑑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會為《日本變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還是明治借維新之名，收權於中央，重樹天皇之權，而這正是現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樣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樹權威，而他需要藉此奪李合肥之權，進而成就個人之功就。

至於什麼洋務也好，變法也罷，維新也行不過只是工具罷了。

“過去日本之制，雖與我國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國，其本源卻是近似，如日本與我國，千百年間，皆以農為本，國家財力大都源自地租，這與我國倒是近似，明治維新前，其年入地租不過200萬元，合銀兩不過百四十萬兩而已，然其卻佔其舉國財入之六成，這與我國是何等相似？”

“確實如此，我中國千百年來，皆以農為本，地稅自然所佔極重！”

作為戶部尚書，翁同龢自然深知農稅於朝廷之要，自然對唐浩然的話產生了興趣，而實際上，這正是唐浩然所另闢的蹊徑，既然在歷史上如翁同龢之輩者，原本就無意變法維新，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借變法維新行爭權奪利罷了，所需要只是一個名義，那麼自己就給他一理由，一個去變法維新的理由。

財力，自太平天國以來，這滿清的財力一年比之一年緊張，以至不得不連年舉洋債，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比“開源”更吸引人，他們需要一個名義，自己需要的未嘗不是一個名義。

“相爺可知，其實施地稅改革8年後，其地稅收入增加幾何？”

望著翁同龢，看著那似老農般憨厚的面龐，唐浩然又豈不知這看似憨厚的背後隱藏著的心計，就連同李鴻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卻是藉機在他的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其地稅收入一躍增至四千餘萬元，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讓翁同龢倒吸一口涼氣，地稅收入增加二十倍，作為戶部尚書的他如何不好奇，過去人家談西洋之強，在於商業、在於工廠，談什麼無商不富、無工不強，可那都太遠了，而現在日本的例子卻就擺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著地稅“富”了起來，若是大清國的地稅也能增加二十倍，那這大清國又豈能不強？

於是翁同龢便看著唐浩然，急忙問道。

“子然，這是為何？”

既然翁同龢問，唐浩然又豈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釋著日本明治維新地稅改革諸多步驟，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稅改革，如何制定地稅改革的實施，而翁同龢聽著，則是時而皺眉，時而展眉，而到了最後，其則閉目說道。

“如日人者，於百姓如此這般橫徵暴斂非國朝所取之道！”

而這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唐浩然所提的“地稅改革”取地價3%，國家所收稅賦佔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雖說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雜稅、勒索卡拿，國朝百姓其負亦不遜於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說出一番義正辭嚴的話來。

“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當之處，其後來亦曾降低地稅，雖其仍難免橫徵暴斂，我國亦可以取之於長，補之於短，以子然看來，國朝耕地又豈數十倍於日本，若是效仿日人，體恤民力制定相應之地稅改革，避免地方虛耗、苛雜，其入自然倍增，屆時，國家焉能不強！”

唐浩然的話卻讓翁同龢的內心一時翻滾非常，確實，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稅改革，適當減其之稅，日人收之地價百分之三，國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雜稅，不單百姓不至再負苛捐雜稅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稅改革之力，收財權於中樞，若無財權為憑，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這般一尋思，翁同龢倒是覺得唐浩然建議頗有可取之處，看著其的眼光也變得越發欣賞起來眼前這個唐浩然，倒不失是一位有為的新人，確實有幾分才學，其實今天他之所以先見唐浩然，一方面故然是因為先前的那篇文章，另一方面確是想借機考量一番，以便向皇上推薦，現在看來，這唐浩然確實可用，不過細細想來，翁同龢仍然能從這個地稅改革中體味到其間的風險，朝野阻之大遠非他所能擋……

猶豫不決間，過了一會兒，翁同龢慢慢點著頭，看著唐浩然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