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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年寫作文言論文介紹西方思想文化之後，直到他集中創作《故事新編》之前，是魯迅創作生涯的主要時期，其時間跨度也佔了魯迅創作生涯的大半，其作品也佔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將它稱作魯迅的批判時期。

儘管將這樣一個漫長的時間段視為魯迅精神世界的一個時期讓人感覺大而無當，但我們卻有足夠的理由將它視為一個整體。魯迅這時期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對中國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最深刻的揭露，對中國腐朽的思想文化進行了最猛烈的抨擊，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衛道者們進行了最執著的戰鬥——所有這些都表明，這與寫作文言論文時進行思想文化建設的魯迅完全不一樣，與寫作《故事新編》時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解構的魯迅也迥然不同。在批判時期，魯迅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態度是否定與懷疑的，他所進行的工作則是：激烈的批判。

《故事新編》的創作期，我們稱之為解構時期。這時期魯迅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態度是：更深刻的否定、懷疑與價值重估。

兩個時期的劃分，只是從魯迅批評的基本特徵得出的。雖然我認為這種劃分應該大致以二十年代中期魯迅在廈門重新開始以歷史題材作小說為界，但這並不表示兩個時期有著截然的界限或明確的斷面。一個人的思想發展，本身是個漸變的過程；況且，魯迅的解構，本身也是從批判中進一步發展而成的，一些解構方法的使用，甚至在魯迅很早的作品中就有點點滴滴的影子。退而言之，解構，其實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批判。

無論是批判還是解構，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懷疑與否定從沒有中斷過，這是貫穿魯迅一生的主題。幾乎所有魯迅評論家者都不懷疑的就是魯迅的這種批評思想。可惜的是，很多人只粗略地看到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評與鬥爭，停留在一般的定性的分析上，卻看不到魯迅的這些鬥爭中的更為細微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是魯迅何樣的體驗、何等的痛苦與無奈！只有對此加以細辨，我們對魯迅的理解才能更趨完整與深入。

批判了什麼

在理解魯迅的解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看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激烈批判。因為他的解構，乃是建立在批判基礎之上的。前文已經述及，魯迅的批判，是在他“建設”的失敗之後進行的，這讓他的批判更具針對性和徹底性。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在魯迅的批判時期，他到底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哪些內容作了批判？

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需要我們對魯迅的幾乎全部作品進行分析與歸納。由於這個龐大的課題不是本書的重點所在，也不是我如此才疏學淺之輩短時間內所能完成，在這裡，我們只能簡要地透過他的不同的體裁作品，分別看看魯迅的批判矛頭所指的方向。

短篇小說，是魯迅向中國傳統文化猛烈抨擊時嫻熟運用的一種文學體裁。魯迅充分利用短篇小說塑造人物形象、描述社會環境的功能及豐富的內涵特徵，刻畫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專制統治下罪惡的世態萬相，形象地描述了中國傳統文化控制下的農民、舊文人、新文化運動者、革命者、小知識分子等的不同社會群體與個體的命運，並以其不同命運折射出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現實的精神危機。

《吶喊》是魯迅的第一個小說集，其立意基本上是從正面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無情批判。《狂人日記》以寓言式的結構，站在現代文化的至高點上，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整體的、本質的揭示，深刻地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吃人”本質。其它篇目，則多為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進行的批判。如，《孔乙已》與《白光》，揭示了科舉制度下的舊文人必然的悲慘命運，對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科舉制度進行了無情的鞭笞。《藥》、《頭髮的故事》和《風波》揭示的則是下層群眾在革命面前的愚昧與麻木。《藥》透過華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鮮血做成“人血饅頭”治病，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的控制下，中國社會普通民眾的愚昧無知，而這種愚昧無知又使得革命者的實踐處於十分艱難的處境之中。在《明天》中，單四嫂子在兒子病危中求告無路，引來的不是相助反而是乘人之危，提示了被中國傳統文化所長期愚化了的人們的麻木與冷漠，以及在身處這種麻木與冷漠之中的普通人們的悲慘命運。統治者長期的愚民專制，造就的則是國民昏庸的個性與頑固的劣根性。《端午節》塑造了一個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思維方式影響下，思想不嚴謹、遇事不計較、好攪糨糊的“差不多”先生，以“‘差不多’三字，抹平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