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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批判交錯輝映的結果：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感性的溫度。

所謂學理的手段，就是以西方理性主義的啟蒙思想作為參照系，運用辯證的方法和邏輯推理的論證過程，對中國傳統文化現象進行觀照，作出深刻的批判。

學理的批判，首先要有理性的工具。魯迅所用的工具就是西方的理性主義。自由、*、科學、*等西方現代思想資源，是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觀照的基本工具。著名學者汪暉在魯迅論名著《反抗絕望》中認為，魯迅的批判理論有著雙重的歷史基礎，一是“面對中國封建政治傳統與文化傳統的淪落而作出的歷史選擇”，“魯迅選擇的是人的解放”；二是“現代思想對於現代性自身的懷疑”。汪暉認為，“魯迅的‘人國’是對中國專制制度及其傳統觀念和資產階級*政治及其公認價值的雙重否定”。可以說，汪暉的觀點，確實指出了魯迅思想充滿矛盾的特徵，而且也在細部符合魯迅思想的實際。但如果從宏觀上作整體看，魯迅仍是以現代西方的理性主義為工具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的，所謂的對“現代自身的懷疑”，本身也是西方理性主義發展的結果，而在魯迅的思想中只是處於從屬的地位。這隻能表明魯迅的批判，從來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批判，而是充滿了強烈的生命氣質，他是從自身的生命體驗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攻擊的思想家，帶有強烈的生命個性。

以雜文名篇《我之節烈觀》為例，整個批判的過程，魯迅都是以西方現代理性旗幟下的“人的生命價值的平等”、“婦女的生命與男人一樣重要，同樣應得到尊重”為潛臺詞，對不合理的舊道德進行猛烈批判的。學理的批判必須運用辯證邏輯的方法展開。在對“女子節烈”的批判中，他先從不節烈的女子並不害於國家的角度對節烈提出疑問，接著又從“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論證節烈之荒唐；再從“表彰之後，有何效果”的角度否定節烈的意義。透過常識加以否定之後，作者又更深入一步提出問題並對節烈進行的否定：“一問節烈是否道德”，“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從而將節烈的理論基礎——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肢解得“如此支離”。理論上的批判結束後，作者又進一步考察了現實生活中節烈存在的緣故，深刻揭示出“節烈”對中國婦女的深重戕害。正如錢理群在《“儲存我們”是“第一義”》中所評，“魯迅把五四時期的懷疑主義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就像醫生解剖屍體一樣，把傳統節烈觀這具歷史的陳屍的裡裡外外、前前後後、正面反面，從學理到人情，都做了透徹的探查、剖析；又是那樣無情地、不厭其煩地，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疑了又疑，問了又問，從現實到歷史，從社會政治背景、思想根源到群眾基礎，刨根問底，窮追不捨，思考極其周密，駁詰十分雄辯，真是銳不可當。他的所論也就具有了鐵的邏輯的說服力。”

魯迅的雜文、雜感一方面具有這種濃烈的理性風格，能讓人在清析的思路中看穿舊文化的腐朽，使人建立起理性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有著濃厚的文學的氣息，具有十分生動的藝術形象感。這就是魯迅對舊文化批判的另一種形式：文學的、形象的。

形象的，或曰文學的批判，是指魯迅透過塑造形象，運用文學的手段將批判的訴求傳達給讀者、在情感上引起讀者共鳴以達到感染讀者的一種批判形式。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不僅依賴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思維進行，而且讓讀者在文學作品中回到國人生活的現場，感受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壓迫，以喚起“療救的注意”。形象手法的批判形式，一方面作為雜文中的重要因素，配合理性的手法，相得益彰，讓人在理性的犀利目光下，感受形象的溫度。但它更主要的，是體現在魯迅的小說中。它透過塑造生活於舊中國的孔乙已、祥林嫂、阿Q、六斤、單四嫂子、狂人、瘋子、華老栓等人物以及再現末莊、茶館、吉光村、咸亨酒店、酒樓、陳士成的老宅等生活場景，重現了舊文化控制下的社會生活原貌，讓讀者從作品主人公的命運中深切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與反動的本質，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魯迅對舊文化的批判，不僅表現為對舊文化的簡單而直接的否定。魯迅並不將中國傳統文化作整一觀，針對不同的文化現象和文化內涵，魯迅在否定之外還進行了揭露、駁斥與價值重估。他的小說，大多以揭露舊文化的腐朽為主題，向讀者敞開被長期遮蔽的舊文化腐朽一面和猙獰面孔，使人們在認識與感染之中對舊文化加以否定。對舊文化中的錯誤觀念，魯迅則毫不留情加以駁斥。在他的雜文中，魯迅針鋒相對地駁斥從舊文化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