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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統治者又使它成為“瞞”和“騙”的社會。在統治者看來，愚人之法即是治理之道。“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因為統治者畢竟還不能像細腰蜂那樣完全麻痺人民。在此境遇下，中國的文人則多數成為統治者的同謀，用“瞞和騙”的文藝麻痺民眾，成為統治者的幫兇，他們只是“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統治者長期以來的瞞與騙，又使得中國成了一個愚昧與麻木的社會。革命變成了鬧劇，鮮血成了治癆病的良藥；單四嫂子兒子病危之際，伸來的不是援助之手，而是乘人之危，四周是無邊無際的冷漠。面對革命者的殺戮，是伸長脖子看熱鬧的無聊看客，是“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因而，魯迅作出了驚世駭俗卻直達本真的結論：“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人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廚房。”

可我們都生活在這樣的廚房裡，都生活在這樣的暗夜。非人、扭曲、沒有希望，這就是暗夜，白晝也需要點燈的暗夜。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像無邊無際的暗夜一樣的中國的社會現實。

在暗夜中突圍

面對暗夜，青年魯迅是躊躇滿志的。他沒有坐視，他從來都是個行動主義者，他要代表中國思想文化進行突圍。他“在年青的時候曾經做過許多夢”，他有強烈的改變這暗夜的慾望與責任感。

當魯迅明白了自己的暗夜處境時，他首先做的，就是棄醫從文。他決定投身到文藝活動之中去，立志用文藝改變這國民、改變這暗夜。因為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的事，凡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了；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接受過西方現代思想薰陶的魯迅，就這樣投身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了。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是用西方理性主義思想對中國民眾從零的起點上進行的啟蒙，進行的是一種“橫的移植”式的啟蒙。

一方面，他竭力將西方文化中最為基本的科學、技術、歷史、文化與文藝介紹到中國來。1907年，他完成了其早期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人之歷史》、《摩羅詩力學》、《科學史教篇》及《文化偏至論》，1908年又完成了《破惡聲論》。這些作品，常常成為魯迅研究者對其思想分析的基本資料。事實上，這些作品包含了魯迅的世界觀及對東西文化中許多關鍵問題的理解，並且成為魯迅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幾乎涵蓋了魯迅思想的所有重要問題。但如果從魯迅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關係來看，寫作這些作品的行為，則充分展示了一個富有世界眼光的、對改變黑暗中國充滿信心的思想者的形象。林賢治先生在對比魯迅與卡夫卡時曾說過十分精闢的一句話：卡夫卡只有天堂，沒有道路，魯迅則只有道路，沒有天堂。這對於魯迅一生的精神特徵的概括是十分準確的。但在早期的魯迅眼裡，世界仍是完整的，道路與天堂並沒有分離。魯迅企圖用西方的科學、文化、歷史觀、文藝來改造中國，而他親手做的，就是將現代西方思想文化介紹到中國來，用現代西方的理性主義、科學精神來來重新塑造現代中國文化，用現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精華來點亮暗夜般的中國。

另一方面，他開始致力於思想文化的傳播。他和當時的很多青年一樣，寄希望於辦報刊來推進文藝運動以影響和改變這個暗夜般的社會，推動中國社會在暗夜中新生。可是，就在他的《新生》快要出版之際，曾經一起謀劃的“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新生》腹死胎中。它的失敗，是魯迅積極改變社會、推動思想啟蒙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交戰的第一個回合。《新生》的夭折，給熱血沸騰的魯迅兜頭潑下了一盆冷水。他“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有如“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魯迅終於感到，道路與天堂原來並不總是在一塊的。

縱觀近現代史上，辦報刊半途而廢者並不鮮見，但大多數人卻始終表現為一種“屢敗屢戰”的韌性與勇氣，為何魯迅卻偏偏如此深地感到寂寞與痛苦，難道是他的承受能力太差之故？當我們聯絡到魯迅早年由小康之家而中落的生活經歷時，我們就會發現，魯迅的這種寂寞與痛苦，實際是他特有的敏感、憂煩與陰鬱氣質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