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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失望，他終於知道自己並非振臂高呼而應者雲集的英雄。認為魯迅一次辦刊失敗就造成如此深的挫折感，是不確切的。辦刊失敗只是表面的引子，而更深的內在原因是他內心的困惑與焦慮：如何改造中國傳統文化？路在哪裡？

於是魯迅開始了批判。從《狂人日記》開始一發而不可收。一旦找到了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新切入點，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所謂“戰鬥”之中。他批判的節奏越來越快。一方面他寫的東西篇幅越來越短小精悍，作文週期越來越短，數量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他從小說創作開始而放棄小說專寫更能直接干預現實的雜文，使他的批判越來越直接。越來越快的批判節奏，除了容易喪失批判的深度之外，另一個負面的作用是使批判陷於具體的現象與問題而不可自拔，而中國傳統文化真正的弊病卻無暇顧及，反而顯得“只察秋毫，不見輿薪”。看魯迅後期的雜文常常陷於論爭之中，常常讓人覺得大材小用，浪費了一代文豪的精力。

我相信魯迅本人是應該有所覺察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不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龐大存在不變，再強烈的文化批判與社會批評，都難以迴天。

於是，必須再次退回去，退回到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而不是它在社會生活中的現象，去直接面對它、批判它——這才是《故事新編》的產生在創作主體內的動因。

從文化建設退回到文化批判，再從文化批判退回到解構中國傳統文化源頭，它是一條不斷向後退卻的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存在不屑一顧，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過份低估。即使百年過去後的今天回過頭再看，歷經多次政治與文化變革，很多當年提出的問題還是沒能很好地解決。魯迅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鏖戰中雖然不得不一路退卻，但卻又始終堅守陣線，進行著“韌性”的戰鬥。

“文化現象—國民性—文化源頭”之路

魯迅的所謂失敗，還可以作另一種角度的觀察。

在文化批判生涯中，魯迅首先是從文化本身的表現形態入手的。他的視野專注於現實生活，從現實生活中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的控制、對民眾的專制，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腐朽的一面如何失去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能力，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掩蓋真相愚化民眾。魯迅對這些現象的態度，是企圖用批判來改變它們，建設新的文化。

但很快，魯迅發現改變這樣的“鐵屋子”是如何的萬難。其原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屬性已經固化在人的身上，這些人與人之間彼此相系，形成頑固的“國民性”。國民性本質是傳統文化所形成的，而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狀況，則無不是國民性的反映。這樣，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中就結成牢固的“中國傳統文化—國民性—文化現象”三位一體。

對這樣一個文化結構的批評，最好的辦法還是退回到起點去重新開始。

從文化現象批判，退回到“國民性”批判之中。《阿Q正傳》等作品對國民性的集中批判，即是改造國民性的努力。顯然，這樣的努力仍然是要失敗的，因為，國民性本是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在人身上的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屬性不改，改造國民性無異於緣木求魚。

必須再次退回去。

從國民性批判退回到中國傳統文化本身。中國傳統文化本身非常龐雜，魯迅又如何下手、最準確地拿捏住它呢？按照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內部的層級，魯迅瞄準了規制中國整個文化形態的“神話、傳說和史實”。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抓住它們進行解構，將使中國傳統文化從根本上岌岌可危、風雨飄搖——這才是《故事新編》的產生在創作主體內的成因。

從文化現象批判到國民性批判，從國民性批判到文化基石的批判，這既是一條上升之路，也是一條退卻與失敗之路，既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戰鬥”的節節敗退，卻又是他人格精神上的步步堅守。

《故事新編》是並不徹底的。對於解構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這個如此重大的命題來說，它八個短篇的份量太小了，還有很多奠定龐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基礎的內容需要去廓清。

魯迅只是開了個可貴的頭。可嘆的是，在這樣的開頭之後並無後人的接續，有的只是出於各種實用目的的有意誤讀和長期被矇蔽後的無意誤讀。

而魯迅當年所思考與面對的很多問題，我們今天依然在生活中要常常面對。

2010年1…6月初稿於新餘

7月初修改於北戴河　電子書　分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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