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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子的母雞、遇逢蒙半路剪徑等。“嫦娥竊以奔月”只是之前故事情節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大量的向前延展的故事情節，賦予了“嫦娥竊以奔月”以明確的意義，即嫦娥代表的以中國傳統文化塑造的日常生活對英雄后羿的拋棄。

意義與價值總是語言在一定的語境中的特定產物，特定的語境決定了語言的價值向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是經過了數千年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詮釋，這些經典已經有了相當固定的意義。魯迅透過對原有故事的延展，將典籍中的故事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既有語境中挪移出來，重新置於一個新的語境之中，原故事本身在文化歷史中形成的固定的寓意，就突然失去了依託，從而使“寓意”與“舊文字”之間產生了剝離。正是在這剝離之間，新的文字實現了對舊的經典的價值顛覆。

之四：反諷

反諷既是一種語言層面上的修辭方法，也是一種主題層面上的創作原則。

新批評派理論家布魯克斯對反諷作了比較詳備的解釋，他把反諷定義為“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即，語境能使一句話的含義顛倒。這是就語言層面講的。趙毅衡在《重訪新批評》中對新批評的反諷評述時說過：“與新批評的大多數理論一樣，反諷首先被視為語言技巧，然後發展成宏觀的、作品全域性性的結構特徵。”同時，他還批評布魯克斯經常把兩者混為一談，“下定義時從語言角度出發，舉例時又是許多宏觀性的”。

語言層面反諷的運用，在《故事新編》中是比較普遍的，以致於它為整個作品製造了一種特殊的氛圍。在閱讀《故事新編》時，我常常有這樣一種感覺：不要輕易相信作者所表達的表面意義，否則，我們可能只是對作品進行淺層次的誤讀。事實也正是如此，如果讀者只是隨著作者的語言表層意思讀下去，很可能走到與作品的主題完全相反的結論上去。

在《補天》中，“頂長方板”的人將竹片交給女媧後，女媧問他“這是什麼”，他“背誦如流的說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看上去煞有介事，實際上在女媧面前顯得十分無聊與做作。他們的求仙問道也好、戰爭也好、正義之爭也好、《尚書》體的文體也好，在女媧正進行的“煉五色石以補天”偉大功業面前，都是十分渺小的。反而，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嚴肅認真，就越加顯得滑稽可笑。

在《奔月》中，后羿錯射殺了老婆子的母雞，后羿趕緊解釋，並自報家門要承擔責任：

“夷羿？……誰呢？我不知道。”她看著他的臉，說。

“有些人是一聽就知道的。堯爺的時候，我曾經射死過幾匹野豬，幾條蛇……”

“哈哈，騙子！那是逢蒙老爺和別人合夥射死的。也許有你在內罷；但你倒說是你自己了，好不識羞！”

老婆子讚揚逢蒙，與小說後面寫到的逢蒙剪徑行為形成對比，使得讚美變成了對逢蒙最嚴厲的諷刺。

在《理水》中，反諷運用得更充分。魯迅給了“文化山”上的學者們一個充分展示自己的舞臺，隨著閱讀深入，讀者終究發現，這些很有學問的學者展示的原來都是自己的百般醜態。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曾經蒐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做“遺傳”。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於是他勇猛的站起來，摸出削刀，颳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吃剩的麵包屑和水研成漿，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二十七天工夫。

微醺之後，才取出大家採集了來的民食來，都裝著細巧的木匣子，蓋上寫著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體，有的是倉頡鬼哭體，大家就先來賞鑑這些字，爭論得幾乎打架之後，才決定以寫著‘國泰民安’的一塊為第一，因為不但文字質樸難識，有上古淳厚之風，而且立言也很得體，可以宣付史館的。

拿拄杖的學者的“遺傳”邏輯，看似披了科學外衣，其實是盡顯了他的荒唐無聊。對“民食”的鑑賞，看似十分負責、十分專業，卻深刻地表現了這些官員們的對民眾生活的麻木不仁和道德上的無恥。樹上的考據，更是形象地刻畫了無聊文人們對災民苦難生活的愚昧與麻木。

在《起死》中，透過巡士的話引用了“自殺是弱者的行為”，以反諷一些人對自殺者的漠視。在《奔月》中，又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