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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終結的詮釋。

第三節 《故事新編》的理性與非理性

第三節 《故事新編》的理性與非理性

矛盾或混沌

日本當代思想家竹內好在研究專著《魯迅》中認為，魯迅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才能表露得淋漓盡致，“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在這項號稱史的研究中，卻找不到史觀的只鱗片爪”，“他一方面翻譯了大量的文學理論，一方面卻又終生與抽象思維無緣。作為表象呈現出來的魯迅，始終是一個混沌。”“這個混沌，把一箇中心形象從中浮托上來，這就是啟蒙者魯迅，和純真得近似於孩子的相信文學的魯迅。這個矛盾的統一，二律背反，同時存在。我把這看作他的本質。”

關於魯迅的充滿矛盾的思想結構，我國著名學者汪暉在《反抗絕望》一書中更有深入詳盡的論述，對於理解和把握魯迅思想的諸多問題都十分有益。他認為，“魯迅的複雜性和矛盾性恰恰說明了魯迅精神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不是來自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來自面臨中國現實問題時的世界性現代眼光，來自魯迅對現代的敏銳感受和力圖以此為基礎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的努力，來自一個介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過渡性人生的歷史抉擇。”

竹內好所說的混沌或者汪暉所說的矛盾，在《故事新編》中也一樣存在，它們的存在構成作品獨特的風格。這矛盾的兩面，一面是理性思維，一面是非理性思維。

理性思維

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故事新編》將“神話、傳說與史實”作為解構的物件，將“舊文字”中暗含的“權力…知識”結構打破，其本身就是西方現代理性思維的表現。它將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史實”作為可以包含特定思想文化的材料看待，並且它們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密碼影響著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對它們的解構即可達到對中國傳統文化整體性的解構。這是理性思維的一個完整的邏輯過程。

如果沒有理性思維的加入，整個《事故新編》將失去參照系，它存在的意義就會變得十分不明朗。歷來不少人對《故事新編》的理解從“油滑”入手，正是對作品中理性思維的忽視，或者說對作品作了“只察秋毫不見輿薪”式的認識。

同時，魯迅對“故事”進行“新編”，本身又是對中國文化歷史的“懷疑”，而這種懷疑精神，正是現代理性的特點之一。在《補天》中魯迅懷疑了上古歷史的正義性、懷疑了女媧造人分出貴賤之說；在《奔月》中，魯迅懷疑了把上古歷史看作黃金時期，懷疑了英雄受人崇敬的傳統認識；在《采薇》中懷疑了伯夷、叔齊的“忠義”品格；在《出關》中，懷疑了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道德經》的嚴肅性；在《起死》中，懷疑了道家思想，等等。這些懷疑精神的存在，使作品處處閃耀著理性的光芒。

汪暉曾明確地指出過，“科學與*作為現代理性主義的核心內容，作為封建矇昧主義的對立物，成為五四時代魯迅的‘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的基本價值尺度。”其實，這種理性思維一直貫穿了魯迅的整個思想生涯，這種思維來自於他、甚至那整個時代主流文化界對西方理性的極度推崇。

非理性思維

在同時代的作家與學者中，魯迅是明顯將理性與非理性兼及一身的個體。這使得他處處表現著強烈的個體性、強烈的生命體驗、強烈的情感參與。這也是魯迅高出同代思想者的所在：對傳統文化的僵死，他用理性進行了超越；對理性主義可能帶來壓制個性的弊病，他則以非理性主義加以超越。

魯迅的批判理論是“建立在主體性思想基礎上的批判理論”（汪P14）。他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性批判的同時，又十分警惕理性主義對人的個性的壓制，從而使得他的作品常常呈現兩種對立的思想並存局面。只是，這些“對立的思維邏輯並沒有導致魯迅尖銳的心理緊張，恰恰相反，由於魯迅始終以解決現實問題作為他的理論思考的歷史前提，因此，對思辨內容的實用的或現實的理解，使得相異的思想觀點在同一的現實需要中獲得緩解。”（汪P34）

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始終貫注著個人的生活體驗，特別是將現代生活的內容寫入歷史中，以一種新的面貌重現歷史，散發著主體的浪漫主義氣息。他對於黑衣人“復仇精神”的呼喚，更是有力地表現了魯迅對生命個體的推崇，對人的主體活力的肯定與讚頌，使得作品及其主體並不完全淹沒在理性思維之中。

理性與非理性，是魯迅在《故事新編》中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解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