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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思想文化生活中的主流——整理國故運動將魯迅的視野引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之上。

魯迅在《序言》中說他創作《補天》的初衷“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這裡的“很認真”，即是指“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這不正是胡適給整理國故運動所提出的“輸入學理”嗎？而其目標不正是要“再造文明”嗎？

雖然作品中的這種“認真”沒有完全進行下去，但“再造文明”的目的性，卻依然是其它各篇小說的價值所指。整部小說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若干源頭問題進行了解構，用批判的態度重新賦予“舊文字”以新的意義，釋放出新的詮釋空間。

“1921年底，在蒐集材料的過程中，顧頡剛經過對歷代關於堯舜、伯夷、叔齊等人事蹟記載的考察，驚奇地發現：他們的事蹟是後世慢慢附上去的，是漸漸‘踵事增華’的。（盧P70）”1922年，顧頡剛在編纂“上古史”時，“忽然發現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問題！……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P71）1923年5月，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首次正式將自己關於古史研究的重大見解“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正式公佈，奠定了“古史辨派”的理論基礎。

《故事新編》對“舊典籍”的解構，不但貫穿了“疑古的態度”，始終用現代的思想去重新觀照，而且還有著拆開這歷史的“層累”，重還歷史原貌的作用。如《采薇》對伯夷、叔齊的刻畫，就是故意將他們躲避周王朝的經過與“小窮奇”“阿金嫂”“天鹿”的故事拼接上去，從而實現了對這兩個人物的歷史真實性的深刻否定。

《故事新編》對“整理國故”的批判

客觀上看，《故事新編》構成對整理國故運動的策應，但魯迅對整理國故運動還是有著自己獨立的思考與觀點。

魯迅曾經批評胡適打出“整理國故這面旗子來號召，要中國永遠與世隔絕。”（《未有天才之前》）作為一個文學家，他對“整理國故”的批判，主要不是從學理，而是從生命個體的感受與體驗、從現實的社會生活的角度，直觀地把握到整理國故運動對於中國民眾及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方向的引導作用。

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講到他的創作方法：“敘述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暫且不論《故事新編》是否真有時“信口開河”，僅就魯迅在序言中故意宣稱在創作中“信口開河”，本身就是對整理國故運動崇尚“考據”、“疑古”思想方法的“反其道而行之”，體現了魯迅對整理國故運動的不屑與警惕。

與胡適“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的疑古態度相反，魯迅在《故事新編》中並不全部用否定的眼光看待上古的“神話、傳說和史實”，他在小說中充分肯定了墨子的實幹精神、夏禹的犧牲精神及女媧的創造精神、黑衣人的復仇精神。這一方面是因為魯迅本是用文學的方法，可以不同於學術的學理嚴肅性；另一方面，魯迅更加註重的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他是從為新文化增添新的有價值的精神的角度，而不僅僅是“考據”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容的角度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

魯迅沒有對中國歷史文化事件細節進行“考據”的興趣，他只強調文化精神的價值，而模糊地處理史實的真實性、準確性。這反映了魯迅也未能倖免中國人思維中不追求準確的“差不多”特點。胡適曾作一篇小文《差不多先生》諷刺過國人凡事“差不多”的缺點；而魯迅自己在小說《端午節》中以自已為原型也塑造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的形象，以此作為一種對自我缺陷的清醒認識和自我批判。

但從另一層面上看，魯迅不屑繁瑣“考據”仍有他的理由。從魯迅看來，“考據”往往只關注細節和瑣碎處，往往忽視歷史文化本身的大方向與基本價值。這一點，在《理水》中有較充分的表現。

顧頡剛根據他的的中國歷史“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點，進一步依據《說文》將“禺”字解釋為蜥蜴之類的蟲，從而證明禹之不存在。這一觀點，對中國上古歷史具有顛覆性的價值，很快遭到各方面的學者的反對，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展開了論爭。

魯迅無意去判研禹之有無，但他卻從中國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眼光看，禹所代表的是一種可貴的犧牲精神。在魯迅看來，與其爭論禹之有無，不如將禹的理水作為一種可貴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