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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資本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常有所謂“話語權”的爭論，因為“話語權”左右一個企業的利益，影響一個產業的發展，甚至涉及到國家的利益。上世紀的美國財長康納利的那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國際金融市場之爭的本質是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和定價權。

那麼，誰又掌握了中國房地產問題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呢？

是政府嗎？前幾年儘管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政策，但房價上漲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進入2008年又出現了全國性的“價跌量減”的市場格局。是“市場”嗎？但中國房地產市場一直保持著“高房價與高空置率並存”的現象，市場似乎沒有按照價值規律在執行。是民眾嗎？顯然，民眾的聲音還遠達不到影響市場，左右政策，也談不上掌握“話語權”了，當然，近年來，各級政府越來越注重解決民生疾苦，傾聽民意。

縱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房地產業的變革和發展，實際上也經歷了一個“政治權力、資本權力、社會權力”不斷鬥爭和妥協的過程，而多次全國範圍的房地產問題的論爭則是這三種權力爭奪“語語權”的真實表現。未來，這一爭奪還將更加激烈，更加深刻。

90年代初期土地從無償劃撥變為有償、有期限使用；97年取消福利分房；發展經濟適用房，推進住宅產業現代化；2001年後實行經營性土地“招拍掛”等等；無不由政府直接主導，自上而下改革，也鮮有論爭。進入21世紀，隨著房地產業逐漸成為一些地方經濟的基礎性支柱性產業，開始出現了房地產資本權力向政治權力的滲透結合。具體表現在：一是政府似乎總是要兼任資本的角色，併為資本提供有效服務。比如在各地轟轟烈烈的招商引資工作中，總是以新城建設、危房改造、土地開發、園區建設為主導，政府也樂於為投資商提供低地價甚至零地價，實行稅收減免等優惠；二是房地產商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城市舊貌換新顏，而一些大中城市房地產開發投資持續增長，在創造一個個GDP增長的政績中功不可沒，“地王”頻現，土地出讓金和稅、費收入又著實讓地方政府在“經營城市”中受益非淺；三是房地產老闆在相繼成為地方“首富”的同時，也戴上了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帽子，積極參政議政。

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結合，在推動地方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同時，如果不加限制，就會給社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比如政府公共服務的弱化和導致公共政策偏向某些利益群體，對社會弱勢群體需求的忽視，甚至演變成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破壞。前幾年經濟適用房戶型偏大，大量被有錢人購買用於投資，而廉租房建設遲緩就是明證；再如在關於政府該不該干預房價，市場經濟要不要住房保障等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認識並不統一，而某些開發商藉助政府權力強勢拆遷也時有發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房價、話語權與政策博弈（2）

然而，隨著社會*政治建設的推進，藉助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社會權力正在藉助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透過不同的方式，影響和打破這種格局，從理論上媒體與非政府組織沒有實權，但在實際上他們有權力。因為他們塑造了社會輿論，並透過輿論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世紀之交的頭幾年，房地產資本主導了媒體和輿論的眼球。他們大量投放廣告，開展各種形式的研討會、政策形勢分析會，邀請官員參加開工儀式、開盤儀式，搞各種概念樓盤評比，亦或也搞些公益募捐，而房地產大老闆登珠峰、拍電視劇、出書、到名校開講壇成為時尚。北京某主流報紙也曾創造了月房地產廣告收入超3000萬元的奇蹟。然而，伴隨著一場全民的關於“房地產暴利”的大論爭，以及越來越多的“保安打人”、“違約交房”、“面積縮水、質量縮水”等負面報導的泛濫，以及各地群眾自發的維權活動，房地產開發商一度成為媒體攻擊的興奮點，是媒體拋棄了房地產資本嗎？不，是社會權力爭奪話語權的強勁反彈。

當然，政治權力更加關注社會權力的直接原因還在於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策方針指導下，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政府的職能正在發生變革。強調有限權力，依法行政；關注社會公平，強調公共服務；推行科學決策、*決策；倡導政府資訊公開，有序擴大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比如，2005年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社群天通苑的居民向北京市規劃委反映，要求對地鐵5號線增加“天通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