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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1）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70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永珍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麼滋味，活著是多麼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裡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麼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飢。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麵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裡煮水，醃鹹菜；什麼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腳就往村裡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捲，捲到肥大的袖子裡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麵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彷彿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麵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麵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年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裡去拾麥子或者豆子、穀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撿到一小籃麥穗或者穀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喜歡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裡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的童年（2）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係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是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4歲到6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麼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麼《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麼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