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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舊軍官，如將王靖國、陳長捷、趙承綬、孫楚提升為集團軍總司令。

三、扶舊抑新（7）

除此之外，閻錫山在會上還透過了“嚴格執行紀律”“整飭紀律實行制裁”兩案，規定“對決議與根據決議案所下達的命令不徹底奉行”與“不能依預定期限完成計劃而又不預先宣告理由者，以貽誤論罪”。“在職公務員不準託故棄職離開戰區，有名義在外無職務，一律調回，速令不返久假不歸予以撤職”。並派出“執法巡視團”到各區、縣巡迴考查，以加強其政治統治。

為了監視各基層的抗日活動，閻錫山特頒發了“山西省分割槽視察方法”。規定：“縣區機關團體，如有特殊工作計劃和辦法，都要抄給視察員參證。”“視察員得列席關於行政設施的重要會議。”閻錫山還擔心視察員靠不住，又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聯署的名義，制定“山西省軍政實察辦法”，名之曰“複式考察”。該辦法規定：每區（專區）派實察專員軍、政、民各一人”，“接受軍政人員違法、失職或不當之處分的呈訴”。而且還規定“秘密的事親自見我（閻）面陳”。這些“視察員”“實察專員”權勢很大，是閻錫山派往各地的耳目，目的在於瞭解犧盟會等抗日團體的活動。

閻錫山雖公開扶舊抑新，但是，口頭上仍聲稱：“蔣介石*，我們不反。只要我們把山西搞成山西人的山西就行了。”　言外之意，就是把山西搞成閻錫山的一統天下。

由此可見，秋林會議是閻錫山對內對外政策的轉折點，由抗戰初期的聯共抗日，轉向防共、和日，重點在於防範共產黨，加強軍政統治。因此，這次會議也就成為閻錫山準備進攻新軍消滅決死隊，取消戰動總會、犧盟會，策應蔣介石第一次*高潮的動員會。

閻錫山自感此次會議雖“費時至多”，但“收穫亦屬不少”。透過這次會議“決定基礎及效用工作，以訓練萬能作到統一認識；以紀律萬能作到統一行動。取消政委、專員兼保安司令，總司令不兼軍長。軍隊則統一編制，統一訓練，統一待遇，完成30萬團力的鐵軍。”對於取消新軍政委制，閻錫山也明知：“與新軍進步雖不免有所損失”，但是，為了防範共產黨勢力的發展，哪裡還顧及新軍的發展呢？

因此，薄一波在1939年10月就分析道：

確實的和平妥協的陰雲不是今天才有的，在秋林會議時汪精衛叛黨賣國，山西的頑固分子就蠢蠢思動，就進攻進步的力量。他們企圖把秋林會議變成一個不流血的政變，企圖在這個會議上“和平”地取消決死隊、犧盟會，“收復”晉東北、晉東南、晉西、晉西北這些抗日根據地，所以秋林會議就變成一個新舊力量鬥爭的會議。

楊獻珍在1940年1月也撰文認為：

在中國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中，地主資產階級，在某種一定時期，可能表現某些有限的進步。山西的進步本來就是在限制中發展的，而到秋林會議時期，山西的進步已經達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開始下降了。在那時還是想用會議方式把整個山西拉上和平妥協道路。會議所討論的就是如何反團結、反進步、反*、反抗戰等問題，具體地動用了所謂“二的哲學”，有計劃地製造內部摩擦——製造新軍系統中的內部摩擦，製造行政系統中的內部摩擦，製造*系統中的內部摩擦。有識者早知山西將從此多事了！秋林會議在反動派的把持下，事實上變成了一個亡國滅種的會議。

三、扶舊抑新（8）

秋林會議之後，山西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

打擊進步勢力

閻錫山長期割據一方、擁兵自衛，處處以其“自存”和“自固”為出發點。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在日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他能夠聯共、擁蔣，積極抗日，使第二戰區一度呈現出團結抗戰的局面，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自存”和“自固”。但是，1938年2月臨汾失陷後，“閻錫山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新軍、犧盟會逐漸形成獨立力量，他不把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認為超越了他所許可的範圍，他感到控制不了了。於是，他下決心要取消決死隊、犧盟會以及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和各進步群眾團體。他從當年2月的臨汾會議開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　即在不公開放棄“聯共抗日”的口號下，由暗中限制逐步發展為公開打擊各種進步勢力。

首先，暗中限制進步勢力。第一次古賢會議後，閻錫山借調整行政區劃之機，委任舊派陳興邦、尚因培為第八、九專署專員，有意識地縮小新派勢力的活動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