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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複雜的系統，依靠的就是“假名安立”。

說到迴歸簡樸，甚至回到“太一”，或是回到“太一”再往前的某種無本體的神秘往昔，就像是有人非要去北極之北逛一逛一樣，是無甚意義的，或者是，這是某些精神發展比較劍走偏鋒的人的奇特的精神要求。當然，這要求我能理解，人們喜歡精神上的止息，一如喜歡精神上的活躍，都是個人趣味而已，我相信，此中並無真理可尋。

無主體的佛教

在我眼裡，一句話，最好是由某一個人說出的，這樣易於分辨與理解，無主體的哲學是非人的哲學，很難叫我相信，“剛才上帝啟示我想到”這句話在我看來太不確切了，到底是上帝想到的還是你想到的？更何況，一句話的真正來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絕不是可以隨便說清的，即是這樣，何不直接說“我想到”？這與我討厭佛經在每一段話前加上“如是我聞”是一個道理——直接在前面總的加一句“這本書講的都是佛陀言行錄”就夠了，不必強調——古印度人的特點就是囉嗦。

我相信，除非為了達到一種特殊效果，一般來講，“每一句完整的話都潛藏著一個主語”，這是屬於人類原始思維的基本特點。喬姆斯基對此有很艱深的研究，他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述的，世界的各地語言雖然很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大致相似的結構，喬姆斯基在《句法結構》中，試圖說明人類如何獲得如此之多的知識，他發現句法制約詞語和聲音的排列，使之形成句子的原則，句法是直覺的，它固定不變的規則深入了人類意識。

我們的意識習慣於使用主謂句式，雖然主語嚴格地分析起來有點模糊不清，可是，它總比真正的模糊不清叫我覺得舒服一點。我們說到運動，必定在說有個什麼東西在動，正如我們說到牛頓三定律，我更願意把它看作牛頓的發現或觀點，而不想把它看作一種無主體的天啟，或是什麼一定歷史時期人類思想的總結，從後面一種層面談問題很容易流於空泛。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更神聖”、“更偶像”、“更真實”，“更可信”這便是宗教書裡時時刻刻提醒人們注意的，其實它提醒人們的只是“更權威”而已。

當然，我要問一問：誰更權威？是那一個有主體的人類個體，還是一個無主體的所謂“神聖者”？中國古代君王向來認為自己的權威是神授予的，宗教權威也是同理，電視上播過一紀錄片，裡面有一印第安酋長天天早晨堅持祈禱，拍片的導演問他為什麼，他說如果他不祈禱，太陽第二天便不會升起來，導演讓他試試停一天，他就是不聽，任務重大啊，可不敢輕易冒險。這便構成了人為的無法檢驗的情況，我相信，宗教信仰在本質上便與那位酋長信仰一樣，一方面，它可能會提升某人的意識，使之更加超然，另一方面，也可能只是一種畫地為牢而已。

榮格的態度

我猜貝克特就是看了佛經以後受了啟發才發現了一種完全沒有意義的說話方式，它首先否定了說話，然後開始胡說八道，叔本華曾受到了啟發，發展出一種認為人生無意義哲學，相信人們最好的存在方式就是不存在，也就是“不出生”，但他在生命晚年取得成就後還是挺高興的，存在主義也從佛法中汲取了營養，把罪惡歸結到存在這樣事兒上來，認為所有的錯兒都出在存在這件事兒上，當然這聽著挺對的，不過這話像是在說，“若是什麼都沒有，那麼也許就會都沒有了”。存在主義叫人認識到人生荒謬的一面，並以一種個人及集體的超越性努力來改變它，這至少比成佛更世俗一點——其實印度人最後也受不了這種太極端的宗教，他們基本上改信了印度教，佛法被迫流落世界各地，最終在世界各地重新找到相信它的人群。

我以為，在訴說生命之苦方面，佛法的確是不遺餘力的，只是我認為和尚們並不比那些不遺餘力種地的農民更有道德。一個和尚吃完了農民提供的飯食之後，會安慰一下農民內心的痛苦，呵呵，這就是他的道德，而農民的痛苦麼，一般來講便是對莊稼收成的擔心，兒子能否娶到媳婦，老婆的病能否治好。和尚安慰的方式是告訴農民，只要一心向佛，就會保證來年豐收，或是讓農民出點力氣給廟裡鋪一層地磚，以便積上一點功德。在農民幹活兒時，和尚也許會好心傳他一個反覆說來說去的咒語，好讓他揮汗如雨時注意力得以分散，以便不感到很累。誰家要是死人了，道行高超的和尚會做一些法事，讓死人昇天而不是入地獄——讓咱們明說吧，和尚其實是很職業化的，專長便是古代的心理治療師，佛教理論便是一種治療師的理論，如此而已——如果你特別擔心你死後的事情，那麼